《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出版

罕见披露谭嗣同在通州的生活经历，为相关研究填补了空白

11月2日，作家彭晓玲（右）携新作《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在长沙止间书店开启新书分享会。受访者供图

浏阳日报讯（记者欧阳稳江）11月2日，“谭嗣同的长沙坐标”《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新书分享会在长沙止间书店举行。活动由长沙时务学堂研究会、书山有麓书香致公读书会主办，致公党长沙市委会宣传工作委员会、浏阳市谭嗣同文化研究会协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耕谭嗣同题材十余年的彭晓玲携新作《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在此开启分享会，以“谭嗣同的长沙坐标”为引，带领八十余名读者循着浏阳北正街的旧影、时务学堂的文脉，在城市记忆里重逢这位维新志士，赴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之约。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以一首《狱中题壁》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百年之后，人们对于谭嗣同的推崇与敬仰日渐增长。自2016年开始，浏阳作家彭晓玲不仅深入研究谭嗣同的生平事迹，为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让读者感受其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还陆续寻访了20多个城市与地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寻访谭嗣同》、三卷本长篇小说《谭嗣同》、传记《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等。其笔下的谭嗣同“三部曲”包含数十条解读中国历史的线索与密码——从中心人物谭嗣同出发，延展至家族兴衰、浏阳文脉、湖南地域性格、晚清集体群像，梳理并提炼出影响中国命运中最深层、并延续至今乃至未来的文化基因组……

值得一提的是，《寻访谭嗣同》斩获第十届湖南省优秀社科读物奖、第三十届“东丽杯”孙犁散文奖之“东丽文学奖”，三卷本《谭嗣同》入选《中华读书报》2023年度20种文学好书。传记《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历史考证为骨、文学笔法为魂”，在翔实梳理史料的基础上，既展现谭嗣同从早年求学至变法殉道的思想成长历程，更聚焦其人生轨迹与命运脉络的细腻铺陈。书中创新融入小说的叙事张力与散文的抒情质感，罕见披露了谭嗣同在通州的生活经历、其父谭继洵赴任天水时的家庭互动，与唐才常等随老师欧阳中鹄在浏阳赈灾，以及他与维新派思想家宋恕等在上海交往的往事，为谭嗣同研究填补了多项空白。

分享会现场，主办方通过作者创作访谈、历史细节解读、读者互动等环节，让谭嗣同的精神与长沙的城市记忆深度交融。对于这部新作，文史专家刘彦君评价其文采斐然、深远厚重，构思与行文注重诗歌、小说乃至散文技巧的运用，既凸显谭嗣同的思想、性情与历史作用，更触碰到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度与高度；文学专家贺绍俊则盛赞彭晓玲以现代女性的体贴入微，感应到历史时空留存的生活气息，用细腻文字再现谭嗣同的慷慨一生，令人信服地展现他何以胜任“变法点火者”的历史担当。

名家点评

信史为骨，妙笔铸魂：一个多面谭嗣同的立体回归

于鹏远

彭晓玲老师的《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对于关注晚清湖南历史与思想变迁的读者而言，是一部难得的力作。本书文采斐然，既是谭嗣同的详细传记，也是谭嗣同朋友圈细腻的深描图景。作者将谭嗣同的诗文创作放入历史语境和地理空间之中，精心编制出精彩完整的历史叙事。在彭晓玲老师笔下，历史与文学相映成趣，历史是其生动叙事的基础，而其情感丰沛的文笔，则让历史鲜活起来。

经常看到有对历史史实与文学写作界限的疑惑。但其实只要翻阅一下司马迁的《史记》，就会发现《史记》就是一部叙事性、故事性强的历史著作，中国史学很早就有叙述性的基调。国际上，从耶鲁大学知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Spence），到出生于长沙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都擅长以文学化笔触重构历史现场，赋予冰冷史实以人性的温度与生动的情节。近年来，无论是英国历史和艺术史专家西蒙·莎玛（SimonSchama），还是我国的秦汉史专家李开元都在积极探索和践行着“叙事史学”路径，让历史撰写回归到可感、可触、可思的故事场域。

然而，既要把握历史细节，又要不失叙事的生动，实非易事。要用妙笔绘制出谭嗣同如樱花般短暂且动人的一生，同时又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不过度天马行空，自然需要老到的文笔和对谭嗣同长期的钻研。而彭晓玲老师，正是同时具备这两种素养的不二人选。

一方面，她是浏阳市谭嗣同研究会会长，在谭嗣同研究上颇费心血，更为追寻谭嗣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出版有《寻访谭嗣同》等成果；另一方面，她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但有《红石头的舞蹈》《苍茫湖湘》等散文集，更有三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问世。因此这样一本史实与文笔兼备的传记，出自彭晓玲之手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我看来，彭晓玲老师这本《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可以用“信史、行迹、多面、群伦、诗心”十个字概括其精髓。

“信史”意指本书立论严谨、言必有据。例如在叙述1898年9月18日谭嗣同赴法华寺拜访袁世凯这一关键事件时，作者并未因循梁启超《谭嗣同传》中“只身一人”的旧说，而是采纳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三人同往的最新考据结论。这一判断源自张维欣《谭嗣同年谱长编》中相对详实的考证，体现出作者对前沿研究成果的敏锐把握，并将其不着痕迹地融入叙事之中，增强了历史的可信度与层次感。又如本书第一章用非常细腻的笔触，介绍了谭嗣同母亲徐五缘的心路历程，她如何代替姐姐入嫁谭家、她和谭继洵妾卢氏的矛盾、她的严格教育对谭嗣同好学性格养成起到的作用等，这种在具体史实基础上的细腻描摹，使历史叙事既血肉饱满，又坚实厚重。

“行迹”则是本书极具特色的叙事逻辑。作者采用与历史空间深度互文的手法，精细勾勒谭嗣同辗转于浏阳、长沙、北京、上海、南京、兰州、武汉等地的生命轨迹。每一处地点都不再是冰冷的地理符号，而是转化为其思想萌芽与实践行动的重要舞台。书中深刻揭示了地域经验如何参与塑造这位维新志士的精神图谱与改革路径，将其心路历程与地方史志巧妙融合。这令人想起杨绛的一段回忆：她自苏州乘火车北上，途经一片荒寂之地，只见连绵的土墩，无山无水，她叹其乏味。同行的钱穆却指出：“此古战场也。”随即为她讲解何处可安营、何处可布阵、何处可冲杀。经他一番点拨，历史为荒原抹上壮烈的色彩，风景瞬间被赋予灵魂。这部作品亦具此“点睛”之能——作者以文字激活空间，让谭嗣同所经之地，因其足迹、思考与行动，承载起鲜活的故事，浸染了他独有的精神气韵。在文旅融合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这样的传记无疑具有超越文本的现实意义。

“多面”，意味着本书成功塑造了一个超越“维新烈士”单一标签的的谭嗣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为理想从容就义的悲剧英雄，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活家与探索者：他既能品味西洋咖啡的醇香，又难舍湖湘火焙鱼的乡土之味；在书斋中，他既能挥毫赋诗、抚琴聆曲，沉醉于昆腔雅韵，也热衷于摆弄科学仪器，在金石篆刻间寄托方寸之趣；步出庭院，他又能拳风凌厉、剑光如电。正是这些看似多元甚至矛盾的气质与爱好，拼合出一个立体而真实的、属于那个新旧激荡时代的复杂灵魂。

“群伦”，则体现为作者将谭嗣同“朋友圈”中那些模糊的姓名，从历史的暗处请至台前，在坚实史料的基础上，将其还原为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无论是坚韧的母亲徐五缘、拳师黄凤岐，还是文字幕僚黄颖初，谭嗣同老师涂启先、欧阳中鹄等，都通过作者的细腻勾勒，栩栩如生地立于我们面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颖初，他不仅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共同推动浏阳近代教育，更是知名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黄彰建之父。其女黄慕兰（原名黄彰定），亦为近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性。

“诗心”，是本书另一重不可忽视的底色。作者并未将谭嗣同的诗歌仅视为文学遗产，而是将其作为解读其精神变迁与情感律动的密钥。在彭晓玲老师的笔下，那些或激昂、或沉郁、或忧愤的诗句，被巧妙地织入具体的时空经纬——或是行旅舟中的感怀，或是夜宿客舍的孤愤，或是面对山河的浩叹。于是，诗歌不再悬浮于文本之上，而是成为谭嗣同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灵回响，是其思想与情感最直接、最炽热的投射。这种以诗证史、以史释诗的笔法，不仅让谭嗣同的形象因文学生动而愈显真实，也使得整部传记在严谨的史学架构之外，浸润着一层深沉而动人的文学诗意。

回顾谭嗣同的书写史，湖南本土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精彩的传记作品。反观台湾，则有高阳的《清末四公子》、左舜生的《谭嗣同传》、张灏的《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以及李敖的《北京法源寺》等著作。在湖南，上世纪90年代作家任光椿曾出版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可视为较早的文学尝试。至2019年，岳麓书社推出张维欣所著《谭嗣同年谱长编》，成为谭嗣同研究领域一部厚重扎实的史料基石。然而，作为谭嗣同的故乡，湖南始终缺少一部能全方位展现这个“晚清思想界彗星”（梁启超语）的精彩传记。彭晓玲老师这部作品的出版，正弥补了这一遗憾，也让一个更加多面、立体、丰富的谭嗣同，终于走向当代读者。

在越来越强调文化自信与文旅融合的当下，此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亦堪称湖湘文化传承与书写的一大盛事。（作者系长沙时务学堂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