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组长 杨 钢 孙家栋

课题组成员 刘瑞琼 谢光义 毛于彦

【摘要】“自强不息、敢为人先”是浏阳人的精神特质，是浏阳地域文化和浏阳社会群体特有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是浏阳人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认同。本文穿过历史看缘起、通过人物看传承、透过事件看发展，简要解析浏阳精神的文化渊源、传承脉络与创新发展。

主题词：浏阳精神 渊源 传承 发展

浏阳市地处湘东，毗邻江西，面积5007平方公里，人口149万，曾经是典型的老边穷山区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浏阳经济社会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浏阳速度”“浏阳现象”“浏阳模式”频繁被媒体宣传报道。深入研究浏阳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人物事件后发现，浏阳发展的秘诀在于根植地域传统的文化精神生生不息、传承发展，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认同的“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浏阳精神。

“自强不息、敢为人先”是浏阳人的精神特质，也是浏阳文化的核心价值。它是浏阳地域文化和社会群体特有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是浏阳人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认同。浏阳精神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浏阳1800余年奋进史中由各种精神力量碰撞凝结而成，在不同历史时代被赋予特定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探寻浏阳精神的起源、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难的问题。本文删繁就简，穿过历史看缘起、通过人物看传承、透过事件看发展，简要解析浏阳精神的文化渊源、传承脉络与创新发展。

一、浏阳“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精神的文化渊源

通过梳理浏阳历史演进、社会变迁、风土人情等方面情况，深入解析浏阳文化内涵，可以比较系统地探寻浏阳精神缘起。具体说来，浏阳精神的文化渊源可以从历史传统、地域文明、移民文化和人文精神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1、浏阳“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精神，根植于悠久曲折、坚韧厚重的历史传统

浏阳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发现，早在旧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与中原地区同步进入青铜文明。根据历史记载，浏阳置县大约在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2014年，浏阳被认定为“千年古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浏阳人用披荆斩棘的艰辛、血肉灵魂的苦难、不屈不挠的坚韧，书写着曲折厚重的历史。

东汉末年东吴置“刘阳”县。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吴侯孙权以“刘阳”为偏将军周瑜的四俸邑之一。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分南郡之州陵和长沙郡之浏阳、汉昌、下隽设立汉昌郡。周瑜之后，浏阳先后成为鲁肃、吕蒙俸邑。三国时期黄龙元年（229年），潘濬官拜少府，进封刘阳侯。这个时期，浏阳写作“刘阳”，直到东晋义熙年间（约405年）才改为“浏阳”，一直沿用至今。

隋唐时期短暂并入长沙县。在浏阳1800多年的置县历史中，有一段时间（607年至708年）是并入长沙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为州、郡、县三级制，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下诏，“罢天下诸郡”，改地方为州、县两级，大业三年（607年）三月，隋炀帝又改州为郡，地方形成郡、县两级。长沙郡下辖的临湘县改为长沙县，裁撤浏阳、醴陵二县并入。直到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分长沙县，复置浏阳县，隶属潭州。

元代因为移民大量迁入由县升州。在存续300多年的宋代，浏阳隶属荆湖南路的中心潭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得到全面发展，大踏步赶上中原地区。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兵进入潭州，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三月有余。蒙古将领恼羞成怒，在周边城乡掳掠截杀，浏阳亦未能幸免，“浏民遭元兵歼屠殆尽”。元朝建立后，诏令相邻地区移民充实浏阳，当时大量周边移民迁入，以江西人居多。移民的涌入导致浏阳人口剧增，浏阳升为州，《浏阳县志》记载：“元贞元年（1295年），以浏阳户口增万余，升中州。”至此，浏阳历史迎来唯一一次改县为州的短暂时光，直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复降为县。

明清两朝是浏阳赋税最为沉重的时期。关于浏阳为何赋税沉重，民间有所谓朱元璋“血洗浏阳”的传说，而且有多个版本。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元末时期，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天下，湖南和江西支持陈友谅。朱元璋称帝后，迁怒作为湖南属县的浏阳，并加重赋税，史称“洪武堕粮”。《浏阳县志》记载：“浏田赋，往不可考。旧志传宋元田地塘三千九百七十余顷，凡秋米四万一千担有奇。明初，伪汉参政湘乡人易华掠浏阳米四万担输陈友谅，明祖怒，既定天下，倍科浏赋至八万担。”

近代以来浏阳在救亡图存中走在时代最前沿。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百年近代以来的历史，浏阳人从未缺席。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秋收起义到红军长征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浏阳人自始至终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进步牺牲了20多万英雄儿女。

2、浏阳“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精神，孕育于灿烂多姿、底蕴深厚的地域文明

浏阳物华天宝。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移民历史、厚重的人文精神，逐渐形成了各地风俗迥异、多姿多彩而又和谐共生的风土人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地域文明。能够代表浏阳文化的象征性事物，非“一河三花”莫属。逆势而流的母亲河，象征着自然馈赠、物质创造、人文精神的“三朵花”，诠释了浏阳地域文明的深厚底蕴，是孕育浏阳精神丰富的文化养料。

浏阳河，逆向而流的母亲河。“江海狂澜尽东倒，却输浏水尚能西。”自古以来，大河向东流，这是由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的。而浏阳河这条浏阳人民的母亲河，发源于大围山，自东向西流，在崇山峻岭间蜿蜒200余公里汇入湘江，孕育了浏阳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浏阳河更是一首歌，从李谷一的《浏阳河》到宋祖英的《又唱浏阳河》，唱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唱出了浏阳人民顽强拼搏、自强自立独特风采。

浏阳菊花石，绽放在河底石头里的绝世奇葩。浏阳菊花石，最早发现于浏阳河源头大溪河石丛之中。其“花”孕育于两亿多年前，因地质运动而自然形成于岩石中。其色彩由黑、灰、白组成，在黑色为主体的基础上散落着白色晶莹的花朵，形态酷似菊花，故名石菊花。再经过艺人的精雕细琢，将石块镂空，雕上茎叶，便成了永不凋谢的菊花。近300年来的精雕技艺积淀和创新，凝聚了数代人不断付出的智慧和汗水，使菊花石雕刻工艺日趋精湛，1915年，老艺人戴清升创作“映雪”花瓶和“梅、兰、菊、竹”屏风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稀世珍品金奖”，被誉为“全球一”。2006年，菊花石雕刻工艺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既是大自然馈赠给浏阳的稀世珍品，也是浏阳自然风物与能工巧匠智慧结合的奇绝代表，更是浏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文化的象征。

浏阳花炮，盛放在夜空中的和平之花。据《中国实物志》记载：“湘省爆竹之制造，始于唐，盛于宋，而发源于浏阳也。”“中国烟花之乡”浏阳既是鞭炮烟花的发源地，又是全球最大的花炮生产地。根据相关考证，花炮起源于隋末唐初，距今已有1400多年。一代又一代的浏阳人艰苦奋斗、推陈出新，不断改进烟花爆竹的制作工艺，带领浏阳烟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浏阳也成为享誉天下的“花炮之都”。这朵绽放在夜空里的神奇之花，体现了浏阳花炮行业卓越的开拓意识、丰富的劳动智慧、非凡的创造才能，是浏阳巧夺天工的物质文明的象征。

浏阳红杜鹃，开放在红土地上的幸福花朵。杜鹃花，被喻为烈士们用鲜血浇灌出来的幸福之花。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将浏阳的广袤大地染成一片火红。这些光荣之花、英雄之花，用血红的颜色告诫人们，浏阳的红土地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今天的安定和平来之不易。浏阳红杜鹃，千百年来传承着红土地的血脉和基因，代表着浏阳勇往直前、奉献牺牲的革命精神，也是浏阳人文精神的象征。

3、浏阳“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精神，脱胎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移民文化

“四乡不同俗，十里不同音”。千年浏阳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据不完全统计，从唐代至清末，一共有768个族群移民浏阳。幸运的是，各地移民迁入之后，虽然语言不同、风俗各异，但能够和谐共处、互助互鉴，在相邻守望的岁月中彼此融合，形成了浏阳独特的移民文化精神。浏阳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思想观念，是从移民文化脱胎而来的。

东乡：以客家风情为代表的自然文化。东乡移民主要是以广东梅州客家为代表的闽粤移民，从清初开始，大约经历了一百年的迁徙，至乾隆末年基本结束。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共有475个族群迁入浏阳，其中迁入东乡的共计300个，而由广东迁入东乡的多达227个。这些迁徙而来的移民，主要分布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区。他们刀耕火种、靠山吃山，乡音不改、与世隔绝，依旧说客家话、唱客家山歌，保持客家人的风俗习惯，形成与浏阳其他地区迥异的风土人情，处于一种自然生存状态，“浏阳蒸菜”即是他们饮食文化的杰作。他们代表了浏阳遵循天道、顺应自然、热情好客、和谐共生的自然主义文化。

南乡：以花炮制造为代表的产业文化。南乡移民情况较为复杂，族群主要来自江西和广东，时间最早在宋元时期，大量迁徙在明清时期。据有关统计，明代迁入南乡的族群31个，其中自江西迁入的18个；清代迁入南乡的族群80个，其中来自江西的16个，广东49个。浏阳南乡地处湘赣边境，是鞭炮烟花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史称“十家九爆”。这些迁徙而来的移民，与当地幸存下来的原住居民迅速融合，投身花炮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以东峰界为中心，浏阳南乡、醴陵东北、江西上栗为主产区的方圆数百里的“爆业金三角”。南区花炮产业成为浏阳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南区的花炮产业和产业文化，集中体现了浏阳人民追求幸福、富于创造、勇敢顽强、爱好和平的精神品质，是浏阳物质文化的杰出代表。

西乡：以游艺江湖为代表的曲艺文化。西乡移民情况较为简单，主要是明清政府的政策性规模移民。根据有关统计，明代“江西填湖广”共迁入西乡的族群38个，其中从江西迁入的族群有24个；清代共迁入西乡的族群43个，广东是迁入族群最多省份，有25个。由于地处于长株潭腹地，历史上饱经战乱，为了谋生，这里的人们常常以皮影、杂耍、曲艺等方式外出谋生，行走四方，加上与接壤邻县来往密切，自然受这些地区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西乡崇尚技艺、结交四方、开放包容、灵活变通的独特精神，是浏阳最具艺术氛围的地区。

北乡：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耕读文化。北乡连接长沙，是北方族群南下进入浏阳最早的定居之地。到了五代两宋时期，大量族群迁入，明代到达顶峰，清朝迁入很少。根据有关统计，五代和两宋时期，迁入浏阳的族群共47个，其中北区26个，占了一半以上；元代迁入浏阳的族群共计43个，其中迁入北乡24个，也超过半数。北乡靠近湖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沙，直接受到湖湘文化辐射和影响，无论这里的语言还是风俗习惯，都接近长沙。从移民角度看，北乡文化与长沙文化同源，价值观念都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文化，成为浏阳保持耕读传家、科考求仕、遵规守礼、光耀门庭的儒家宗法传统的地区。

4、浏阳“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精神，传承于心怀天下、经世致用的湖湘人文精神

浏阳文化和浏阳精神，不仅深受湖湘文化影响，而且是湖湘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其表现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情操。爱国主义是湖湘传统文化的底色，源头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的屈原。从屈原放逐湖湘写下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最后投江自尽以身殉国，到贾谊谪贬长沙报国无门的愤怒与忧伤最后英年早逝，再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情怀，爱国主义一直是湖湘文化的主流思想。而在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历史浪潮中，谭嗣同、唐才常等浏阳先烈，秉承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走在了救国救民的最前沿，最后也为国献身。他们的救亡图存行动，成为浏阳传承湖湘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最好的诠释。

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是中国儒家的一种优良学风。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学风，源自宋代湖湘学派的创立。浏阳八大书院，都是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传承。务实学风为浏阳学界继承，千百年来，浏阳学人都比较注重观照现实社会，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谭嗣同倡议创办算学馆，集聚了欧阳中鹄、唐才常、涂启先等一大批浏阳学者，研究传播实际学问，探求救国图存真理，成为戊戌变法的先声。谭嗣同、唐才常等浏阳学人受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建，推进教育改革，宣传维新思想，成为湖南近代化学校的发端。毛泽东成立新民学会，有罗章龙、陈绍休、陈昌等8名浏阳学生参加，占学会初期会员的三分之一之多。

穷则思变、开拓创新的变革精神。浏阳是个饱经历史风霜、遍尝人间苦难的地方。但是，这里的人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不甘贫穷，愈挫愈勇，一直都为改变现状努力。秉承浏阳开拓奋进传统的谭嗣同，受到王夫之的影响，继承“‘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思想，推陈出新写成影响空前的哲学著作《仁学》，提出“穷则思变”的著名观点，成为浏阳乃至湖南思想革命的发端，开启了湖湘文化救亡图存的崭新一页，成为近代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

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意识。浏阳是移民之地，族群杂居，迁徙频繁，必然有一种防备与包容的文化心理。但是近代以来，这种文化心理受到湖湘学派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精神的影响，族群来往融合度加快，生产生活依存度渐深，文化价值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意识逐步提升，成为浏阳文化突出特征之一。浏阳人不排外，热情好客，这是移民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基因使然。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意识，让浏阳文化精神一直在借鉴吸收、裂变重生，与时俱进地发展。这种开放意识，与爱国情操、务实学风、变革精神等思想一起，构成一个立体完备的价值体系，促使浏阳人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高度文化自信。

二、浏阳“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精神的传承脉络

浏阳置县于东汉末年，先后成为周瑜、鲁肃、吕蒙、潘濬等名臣的藩封，是他们给了浏阳历史隆重的开端。通过研究浏阳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发现贯穿浏阳历史的文化精神有着较为清晰的传承脉络，那就是高尚的爱国情操、敢于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和甘于奉献的民本情怀，虽然每个时期表现的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在薪火相传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需要强调的是，这三条脉络不是孤立的，常常交织交融在一起。

1、“屈贾之乡”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激发了浏阳仁人志士坚韧不拔、舍生忘死的奋斗血性和牺牲精神

屈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源头，贾谊是忠义报国的典型代表，两位先贤身处江湖却心忧天下，并且被湖湘大地的仁人志士继承，成为湖湘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正如前文所述，浏阳不仅继承了湖湘文化人文精神传统，还是湖湘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一直在浏阳儿女的血液中炽热地流淌。

英勇捐躯的忠靖将军易雄。易雄(257-322），东晋时期浏阳人，字兴农，曾任浏阳县吏，为人正直，熟知军政法律，又举为孝廉，历任长沙郡主簿、湘州主簿、别驾等职。司马承任湘州刺史后，他被起用任舂陵（今湖南宁远）县令时，为国平叛，后因力量悬殊，伤亡惨重，易雄被俘，押解至武昌。他泰然自若地说道：“此实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难耳！今日之死，固所愿也！”不久被秘密杀害。事平后，易雄遗体被运回浏阳安葬，墓葬今存浏阳枨冲镇将军洞。易雄英勇捐躯的悲壮义举和忠义精神，受到历代帝王的褒奖。晋朝追封其为忠靖将军，并在故居建忠愍祠，春秋二祭，谥号“忠愍”。

“民国先觉”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浏阳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面对国家衰落、朝廷腐败、列强欺凌、民不聊生的现状，谭嗣同将“穷则思变”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并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1897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的支持下，开始在湖南尝试推行新政。1898年，谭嗣同奉诏进京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戊戌政变”发生后，友人劝他去日本避难，他都拒绝了。之后谭嗣同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入狱四天后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年仅33岁。

“浏阳二杰”之一的唐才常。唐才常（1867—1900），与谭嗣同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并称“浏阳二杰”。早期从事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听闻谭嗣同身死，悲愤之中走上革命道路。被迫出走海外，联络侨胞，筹集款项以图起义。1899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在上海发起并组织了一个名为“正气会”的会党，号召全国所有的爱国者一起发奋图强，进行自救，对外以“东文译社”之名进行活动，在上海一带活动频繁，入会者达10余万人。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领导自立军起义，因泄密被捕，牺牲时年仅33岁。

革命志士焦达峰与陈作新。焦达峰（1886—1911），浏阳龙伏人，陈作新（1870—1911），浏阳永安人。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焦达峰、陈作新以满腔的热情，在湖南响应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胜利。当晚，参与起义的各界代表在谘议局举行会议，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建立由革命党人为主体的湖南军政府。1911年10月31日，立宪派先煽动一部分人到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闹事，制造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两人先后在兵变中遇害。

誓死北上的红军最年轻军团长寻淮洲。寻淮洲（1912—1934），浏阳社港人。1933年底，21岁的寻淮洲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成为红军时期最年轻的军团长。1934年7月，他奉命率领由红七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赣边，作战数十次，先后攻占罗源、庆元等城镇。11月，所部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第十九师师长，继续北上。同年12月，在安徽太平（今黄山）谭家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14日，在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反复地念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抗日名将彭士量。彭士量（1904—1943），浏阳镇头人。1942年5月任国民党第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师长。1943年11月，参加常德会战，奉命驻守石门。数倍于守军的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疯狂进攻石门。彭士量率领暂五师打退了日军无数次进攻。丧心病狂的日军使用了毒气弹，致使千余名中国战士死亡。暂编五师最终在石门坚守了八个昼夜，全师几乎伤亡殆尽。彭士量指挥残部突围时，不幸被敌飞机机枪射中，临终之前，他拼力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时年仅39岁。

《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人物李白。李白（1910—1949），浏阳张坊人，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李白受党中央派遣，赴上海设立秘密电台从事地下工作，及时将党中央指示传达华东各地党组织，又将华东各地情况及日军动向报告中央。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入狱，受尽各种刑罚折磨，始终保守党的机密，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解放战争期间，李白继续坚持地下通讯工作，直至1948年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队搜捕，在经受连续30多个小时轮番审讯和严刑折磨以及高官厚禄引诱下仍坚定不移。1949年5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年仅39岁。

2、“穷则思变”的人文传统，造就了浏阳人民富于创造、锐意改革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

透过浏阳历史，创新创造作为浏阳文化的精神内核，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生生不息地流传，而且渗透到各个领域。从唐宋开始，火药被用于民俗，形成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造业花炮产业；元明之际，人文蔚起，学术文艺大家辈出；满清以后，民族存亡成为时代主题，这种精神逐渐延伸到政治领域，成为主导社会革命的精神力量。

“花炮始祖”李畋。李畋（约621—690），相传为浏阳大瑶人，是湘赣边境花炮“金三角”主产区（浏阳、醴陵、上栗）共同供奉的花炮始祖。据传，当时灾害连年，瘟疫流行，李畋以小竹筒装硝，导引点燃，以硝烟驱散山岚瘴气，减少了瘟疫的流行，因而发明了爆竹，并很快推广开来。李畋因此被烟花爆竹业奉为祖师。

文史大家欧阳玄。欧阳玄(1283—1358 ) ，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人。元代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欧阳玄“三任成钧，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常负责起草各种诏书，朝廷高文典册，多出自他的手笔，在史学、文学、书法等方面均有造诣，其文章、书法极负盛名。后世将其与吴澄、虞集、揭傒斯并称为“元四学士”。曾负责编修《四朝实录》，并担任《宋史》《辽史》《金史》的总裁官，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1358年逝世，享年75岁。获赠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国、楚国公，谥号“文”。

古乐大师邱之稑。邱之稑(1781—1848)，字逢升，号谷士，浏阳太平桥人。幼受家学熏陶，极富音乐天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考究出《史记•律数篇》之误，指出后世之制乐者，相成以守，以致律制混乱，谬误相继近2000年，遂予订正。邱之稑还根据出土的周朝大编钟，验证家藏的“周尺图”，截玉管，验葭灰，制出一支长9寸，直径3. 3851分的“黄钟律管”。著有《律音汇考》和《丁祭礼乐备考》行世。

变革先驱欧阳中鹄。欧阳中鹄（1849—1911），字节吾，号瓣姜，浏阳普迹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的老师，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祖父。他推崇变革，曾发表“变法之论”，对谭嗣同影响很大。1893年在接到谭嗣同“兴算学”的信函后，欧阳中鹄即着手筹办算学馆。此举遭到了浏阳顽固守旧分子的强烈反对。欧阳中鹄遂与唐才常、刘善涵等商议，会聚同仁集资，于1895年在浏阳文庙后山奎文阁开办算学社。1898年，欧阳中鹄进京纂修《会典》。1908年，欧阳中鹄调任桂林知府。1910年，补授广西提法使。次年，病故，终年62岁。

“拓荒闯将”王震。王震（1908—1993），浏阳北盛人。1941年，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艰苦奋战，实行战斗、生产、学习三结合，战胜了重重困难，把一个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被誉为执行中共中央屯田政策的模范，同时创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南泥湾精神极大地激发了抗日军民的生产热情，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现代戏剧之父”欧阳予倩。欧阳予倩（1889—1962），湖南浏阳人。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中国现代话剧创始人之一，与梅兰芳合称“南欧北梅”。欧阳予倩一生创作改编话剧40余部，导演话剧50余出，创作、改编、修改戏曲剧本近50部，编导影片13部。新中国成立后，欧阳予倩历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文联第一届常委和第二、三届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二届主席。著有《欧阳予倩剧作选》《自我演戏以来》等。

3、“家天下、民为先”的人本情怀，开启了浏阳政治为民造福、无私无畏的务实作风和奉献精神

浏阳自置县以来，历任官吏大多数都能秉持仁政传统，推行善治，有着深厚的民本情怀。这种厚重的文化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风雨中，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就了浏阳良好的政治生态。据统计，在宋代杨时、徐经孙之后，明清两代又有史希贤、王一言、张淳、苏志皋、胡一正、赵应期、刘尔芊等八位任职浏阳的县府官员入祀名宦祠，寄托着浏阳人民对他们的尊崇与怀念。

浏阳有据可考的最早县令谷朗。谷朗（218—272），湖南耒阳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清嘉庆《浏阳县志》录入的第一个浏阳知名县令。3岁丧母，11岁丧父，与弟侍奉继母，友爱孝顺，时有“曾参”之称。他治理浏阳时，关心黎庶疾苦，垂仁恩以宣化百姓，深得浏阳邑民爱戴。不久，升迁都尉、尚书郎，参与枢机政务。由于他勤勉政务，夙夜在公，在同僚之中名声最好，升任广州督军校尉。到广州任职后，谷朗以身作则，捍卫疆域，抗击外族侵犯，边疆得以安定肃齐，人民得以安居乐业。54岁病逝任所，归葬耒阳。

“程门立雪”主人公杨时。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祖籍陕西华阴，福建三明人，北宋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他学于程颢、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与罗从彦、李侗并称“南剑三先生”。北宋绍圣元年（1094），杨时出任浏阳县令，当时浏阳正值旱灾，民不聊生，他立即上书反映灾情，使朝廷及时拨给赈灾粮款，绍圣四年又逢浏阳连降暴雨，农田被淹，杨时又上书请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赋税。杨时不仅为官政绩突出，爱国恤民，清廉正直，而且学问渊博，兴办书院，诲人不倦，对浏阳文化的发展也有着筚路蓝缕之功，当时的浏阳儒雅明理蔚然成风。

为民辞职的知县朱志。朱志，生卒不详，明代江西宜春举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浏阳知县。他教化百姓勤于农桑，严戒奢靡，提倡节俭，非常同情浏阳百姓赋税繁多，不堪重负，常常一边征收皇粮国税，一边黯然泪下，最终不堪忍受这种折磨，“悬印绶于堂”，辞职而去。他是浏阳历史上唯一一位怜悯百姓痛苦、不满官场黑暗而挂印离职的浏阳知县。

积劳成疾终于任上的知县侯朴。侯朴，生卒不详，清代开封人。康熙七年（1668）任浏阳知县，一到任就被浏阳百姓的困苦震惊不已，向上司上报《请宽逋欠详》的报告，请求延缓和减免百姓缴纳税赋，但是没有得到上级的回应。结果忧虑成疾，于三年后病死在任上。

“焦裕禄式干部”陈再仁。陈再仁（1941—2022），浏阳葛家人，1976年至1983年时任浏阳县委书记，被称为“焦裕禄式干部”。1978年，在陈再仁的推动下，“四定一评”的办队岗位责任制出台：要求干部定点办社队，并给干部定任务指标，定劳动天数，定工作要求。他带头选择了困难最大的花树生产队蹲点，跟群众一起，犁田、播种、育秧、割稻、打谷……1982年，《人民日报》以《县委书记陈再仁思想作风五过硬》《浏阳人民的长工》《陈再仁的三面镜子》等为题，对其先进事迹作了报道。

三、浏阳“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精神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矢志不渝的浏阳人民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迎来了山乡巨变。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大事件，可以清晰地看到，浏阳在建设家园的奋斗征程中，“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精神，一直在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1、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浏阳增强主动性、甩掉贫困帽的奋斗足迹

浏阳是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立付出了巨大牺牲。新中国成立后，是国家级贫困县。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浏阳人凭借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的精神，不断为自己谋出路，特别是“进百强、冠三湘”的提出，成为浏阳脱贫征程上最凝聚人心的奋斗目标，实现了从国家级贫困县到全国五强县的历史性飞跃。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七十年代，浏阳乡镇企业又称社队企业，以花炮传统产业为主体，发展势头较快，1978年全县社队企业达2198个，总收入达到9085万元，是1971年的3.26倍。1980年，浏阳成为全省第一个社队企业总收入过亿元的县。到1989年，全县乡镇企业20440家，从业人员12.9万人，实现销售收入7.9亿元，企业总产值7.5亿元，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村社会事业进步乃至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撤县设市为浏阳发展按下加速键。1993年1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浏阳撤县设市。1993年到1997年的五年间，浏阳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连续两年居全省第一，出口销售额、出口创汇额和经济效益三项指标连续九年居全省第一。

“进百强、冠三湘”。1997年，浏阳提出“进百强、冠三湘”的发展目标，明确继续主攻新的经济增长点、主攻对外开放、主攻选贤任能、主攻环境优化，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深化改革，加快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实现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大会围绕“进百强、冠三湘”的总目标，确定到二十一世纪初，经济总体实力增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亿元，财政收入达到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97年的基础上翻番，把一个经济繁荣昌盛、环境优美整洁、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健康富裕的浏阳带入二十一世纪。在“进百强、冠三湘”目标指引下，浏阳人民同心同德，接续奋斗，推动浏阳实现新一轮的腾飞。

从贫困县摘帽到挺进全国五强。从1993年撤县设市以来，浏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市的第一要务，扩大开发，深入改革、抢抓机遇，与时俱进，5007平方公里的热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97年8月，浏阳主动申请摘掉了国家贫困县帽子，并被省政府授予“脱贫先进县（市）”。2006年12月，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名公布，浏阳市首次挺进全国经济百强县，位列第92位。2015年挺进全国30强，2019年挺进全国10强，2023年位列全国县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百强县第5位，浏阳以昂首阔步的姿态迈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第一方阵。

2、交通先行、路在脚下：浏阳打通北大门、驶入快车道的修路传奇

40年前的浏阳只不过是一个偏远山区小城，交通状况比较落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交通问题成为制约浏阳经济发展的瓶颈。“要致富、先修路”，浏阳以“突破交通瓶颈”“交通先行”“交通融城”战略为引领，持续不断地修路架桥，发展交通，放大区位优势，实现了从交通极度闭塞到高速总里程全省县（市）第一的巨大跨越。

G319浏永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1993年，浏阳以撤县设市为契机，在仅有一万元启动资金的情况下，不等不靠不要，举全市之力，打通了全长3900米的蕉溪岭隧道，完成319国道浏阳至永安段40多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建设，打通了长沙至浏阳的高速通道。1996年10月1日，319国道浏永段全线竣工通车，它开启了县市修建国道的先河，打开了浏阳经济腾飞的大门，为建成“三线、四路、十九区”的交通网络打下了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G319浏永高等级公路的修建，浏阳上下形成了“团结拼搏、不等不靠、艰苦创业、务实争先”的“319精神”，这是“自强不息、敢为人先”浏阳精神的时代表达。

“四路建设”串联东西南北四乡。浏永高等级公路的修建，让浏阳享受到交通快捷带来的经济迅速发展，也给浏阳交通建设积累成功经验。为了不让发展机遇丧失在路上，从2002年开始浏阳果断实行“交通先行”，投资近10亿元，对浏东、大文、浏跃、永社公路全面升级改造。2004年12月，四条高等级公路全线竣工通车，一个以浏阳城区为核心、以“四线一环一带”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分支的“一小时经济圈”在浏阳大地初步形成。全市公路总里程达到5110公里，其中国道164公里、省道177公里，县道415公里，乡道533公里，村道3822公里（5米宽以上），公路建设成绩居全省县（市）之首。

打造“半小时经济圈”。浏阳地域面积的70%是山岭，东南西北区均被高山阻隔，区域间通行困难，道路交通只实现了“四通”，但不“八达”。在建成“1小时经济圈”的基础上，2009年浏阳以“大规模、大投资”启动长浏、浏醴、大浏3条高速公路以及永盛大道等重点道路交通建设项目。2013年10月，长浏、浏醴、大浏3条高速实现全面对接融合，加上过境的沪昆高速、长株高速，共建成5条高速公路过境浏阳，总里程227.31公里，当年的高速公路里程从零跃居湖南全省县（市）第一。浏阳境内共设17个高速公路互通口，全市所有乡镇均实现半小时内上高速。

走向立体交通。交通建设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支撑、保障和引导作用。浩吉铁路的建成通车，浏阳迈入“轨道时代”，长厦铁路、长九铁路经浏设站，浏阳“高铁时代”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长浏快线已列入《长株潭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未来长沙市区、金阳新城和浏阳城区之间的快速通勤铁路运输系统将进一步打通。随着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建成使用，浏阳成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的区域枢纽指日可待，也定将助推浏阳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3、奋楫争先、锐意进取：浏阳改革不畏难、敢为天下先的冲锋号角

“无改革、不浏阳”。改革开放以来，浏阳秉承“穷则思变”的文化传统，凭借邓小平南方谈话、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东风，率先推动思想解放和土地、企业产权、流通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等改革创新。这既是“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红色基因的传承发展，也是推动县域跨越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早期改革尝试的“霞光道路”。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农村公社化运动展开，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严重倒退，全县粮食三年大减产，饥荒严重。为度过灾荒，富有革命传统的浏阳人民在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上进行了大胆尝试。1962年，大围山公社霞光大队发挥集体智慧，采取“三包一交”（包产、包工、包成本，一上交）等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试行包产到户。一年时间，粮食获得大丰收，全大队总产量为12.3万斤，上交国家征购粮增加34%，集体留粮增加10%，社员人均口粮500多斤，比上年增加60%。相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霞光大队实行“三包到户”产量责任制是更早的探索。

土地拍卖“三湘第一槌”。九十年代，浏阳市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在建设初期，浏阳市沿用政府包揽的老办法，市财政状况一度吃紧，由于资金问题，许多项目开工慢、进展慢。穷则思变，浏阳人没有因循守旧，故步自封。1992年4月，浏阳利用全国市域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契机，将圭斋路两旁待拆迁旧宅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省内外6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参加拍卖活动，两轮拍卖出让土地24宗，最高成交价1455元/平方米。1995年浏阳成立全省第一家县级土地交易市场。浏阳以这种方式将沉睡多年的土地资本推向市场，吸引了10亿元社会资金流向浏阳城区“三纵三横”的主干道建设，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第一锣”。九十年代，浏阳市内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近1700家，职工12500余人，但市属国有、集体工业企业亏损面达80%以上，各种社会矛盾加剧和激化。1996年4月，依据党的十五大关于“抓大放小”“放开搞活”精神，浏阳开始实施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试点，文家市岩前造纸厂产权拍卖敲响了全省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第一锣”，为湖南甚至为全国提供了县域中小型、集体企业改制的新经验。到2000年初，浏阳市市属国有、集体企业及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灵活机动的改革措施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促进了浏阳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首创“金融安全区”。1998年，浏阳银行资产质量不高，不良贷款5.5亿元，占贷款总额的27.48%，银政、银企关系紧张，社会金融秩序相对混乱。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优化投资环境，浏阳宣布停止农村合作基金会一切存贷业务，同时为切实维护企业改制过程中的金融债权，制定出来《浏阳市金融债权管理制度》。通过整顿，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下降了5%，实际盈利累计达1500余万元，全市150多家企业改制中涉及的1.8亿元银行贷款全部得到落实。2003年，浏阳被正式授牌金融安全区，成为中南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随着银政、银企关系的理顺，金融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金融业对浏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放大。

4、开放互赢、团结奋斗：浏阳走进现代化、开启新征程的时代强音

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浏阳锚定挺进“前五强”、加快建成“两个中心”目标，实施开放合作共赢战略，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五好”园区位列全省第一。为浏阳经济增添新引擎，实现经济的多元发展，1997年浏阳启动工业园建设；2002年6月浏阳工业园更名为“浏阳生物医药园”；2006年10月浏阳生物医药园成为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是中部地区第一个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也是唯一依托县级财力建设起来的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2012年3月浏阳生物医药园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跨世纪超前决策，20余年的艰苦创业，浏阳经开区已成为开发面积达15.9平方公里的千亿级园区，形成了以显示功能器件及电子材料、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制造为主导，以休闲食品为特色的“三主一特”产业格局，已是浏阳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交通融城”对外大开放。随着2010年长浏高速正式通车，浏阳已有5条高速从浏阳穿境而过，湘赣边出省通道达11条，区位交通条件在不断改善。但车流量不断增大的319国道，以及高速收费带来的生产生活成本的增加仍然是横在企业、民众心头的一道坎。在浏阳“交通融城”战略全力实施下，金阳大道应运而生，承当起进一步推进浏阳“对外大开放”交通格局，实现全面融入长沙“半小时”经济圈的标志性项目。2022年9月，金阳大道全线贯通，带动沿线产业、生态、文化等优势的发挥，加快长沙东部经济走廊建设和浏阳经济可持续发展。

湘赣边区域合作中作示范。湘赣边区域在地理上相近、文化历史相融，拥有许多共同发展的基础。作为湘赣区域合作的桥头堡，浏阳始终以自身优势助推湘赣区域合作，肩负起区域合作、带头示范的责任。2014年，在浏阳积极倡议推动下，首届湘赣边区域开放合作交流会在浏阳召开，拉开新时代湘赣边区域开放合作的序幕。十年间，浏阳践行合作共进、开放共赢的发展理念，紧扣交通建设、文化旅游、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着力加快建设“湘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湘赣边区域合作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23年7月，第二届湘赣边区域合作推进大会在浏阳召开，浏阳在不断推进推动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走在前、作示范。

“两个中心”建设凸显担当。城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城市能级决定着一座城市的竞争力、辐射力和集聚力。浏阳围绕加快建成省会副中心和湘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贯彻“五区”建设和“四精五有”要求，全力推动主城和金阳新城建设，将浏阳主城区定位为全市行政文化经济中心，金阳新城定位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区、高品质现代化的郊区新城。在加速“两城一体”实现融合发展上，浏阳着力以交通融城为先导，实现金阳新城与浏阳主城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加快主城区与浏阳经开区（高新区）产业融合。目前，“一体两翼、一河两岸、一城两站”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省会副中心和湘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基本建成，“一河诗画，满城烟花”名片更加闪亮。

回首千年，浏阳人民用“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精神谱写了自己艰难曲折的历史，凝聚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创造了骄人的发展业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浏阳人民豪情万丈、激情满怀，正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跃上时代的新赛道，向着高水平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浏阳图景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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