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怀国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梳理回顾了该院近四年人格权案件基本情况，并发布十件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引发广大网友关注：2020年7月，李某某因割腕自杀被送医，脱离生命危险后，转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在陪护家属睡着的情况下，李某某坠楼身亡，直到被巡房的医护发现。对此，李某某的亲属向医院索赔237万元。

多年来，医患矛盾比较突出，各地也不时有“医闹”事件见诸新闻报道。但是，对于这样一起患者在医院坠楼身亡引发家属索赔的案件，广大网友的意见却多倾向于医院不用担责，并且指出，“对于一个一心寻死的人，再好的医院都没办法”。

我以为，任何一个人的离世，对其亲人来说都是晴天霹雳。同时，对于医院来说，所有的医护人员也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所以，像有的网友所说“死者家属在事后讹钱”，倒也谈不上，而更多的是意外带来的巨大痛苦，需要找到一个救赎或者发泄的渠道。要说医院就该无条件赔钱了事，那也不应该——没有理由的赔偿，那是对事实和法理的不尊重，同时也未必能体现对死者的尊重。

于是，当一个家庭的不幸发展为死者家属同医院对簿公堂时，对于事实的厘清以及对于法理的剖析，就上升为事件的核心。一审法院判医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体现到赔偿金上是35万余元。但是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某自杀是死亡的根本原因，家属在需要24小时陪护的情况下不慎睡着，具有监管过失，同时该医院非专科医院，无法进行精神治疗，且尽到了安装防护设施、告知陪护要求的义务，对李某某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两审的过程，其实就是如何判定当事双方是否需要担责、该担多大比例责任的过程，这是最为理性、文明、有说服力的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死者家属能够逐渐认识到死者的求死心态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而自家将悲痛迁移到医院其实只是情感上的宣泄，而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从这起案件来审视多发的“医闹”，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一是那么多“医闹”发生，未必就一定是患者家属讹钱。这里有当事人情绪的问题，也有医院该认真检查自身的义务是否完全履行到位、医护措施是否完全专业的问题；二是当“医闹”发生时，医院也不必简单地赔钱了事，所有的钱，都应该出得有理有据，明明白白。

事实上，当医患纠纷出现的时候，作为法院也应该时刻保持清醒：自己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但不是社会保障的最后屏障。有医患诉讼发生，肯定还是要坚持那句经典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一个好的判例，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权威的借鉴，给社会公序良俗以有力的引导。上述案例，始于情感，结于理性，难怪要获得社会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