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怀国

全国两会正在进行，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提交提案，建言建立家庭全职服务成员职业权利保障制度，维护家庭全职服务成员的合法权益。通俗地说，韦委员就是建议从顶层设计着手，让全职太太、全职先生成为一种职业，享受工龄累计、社保等待遇。

这一提案迅速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在家庭中，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和孩子普遍默认为是女人的事情，可其价值又得不到承认，没有相应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据《经济学家》统计，中国女人外出工作的比例占到70%以上，位列世界第一，几乎与中国男人外出工作的比例80%持平。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告》数据，中国男人和女人每日外出工作的时间相差无几。如此看来，在外出工作这个问题上，男女几乎平等。这就导致家务活谁来做成为了一个问题。

浏阳市众邦公益法律服务中心长期参与调处普通家庭纠纷，发现有全职服务成员的家庭，矛盾无一例外都会指向全职太太声称自己照顾家庭的劳动付出没有得到承认和尊重。她们发出灵魂拷问——你算算这么多年来，如果请一个居家保姆该发出多少工资？这也确实是男方无法回答的。事实证明，家庭中源于家务劳动没有得到尊重而产生的矛盾，已经对家庭、社会和谐构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尊重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先生的付出，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国内外试图从制度的层面将这种共识固化的探讨也越来越成熟。学术界提出的三种解决方案分别是：普遍化家庭生计负担者模式，就是将家务劳动尽可能市场化，外包完成；照顾者平等模式，即在承认家务活价值的基础上，承担家务活的一方得到另一方的劳动报酬；普遍化照顾者模式，就是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家务活。很显然，韦委员的建议就是从第二种思路而来，并且更进一步地提出要在立法和制度层面确定方案。

当然，这些方案目前都还有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第一种，对于广大普通家庭来说，要实现家务劳动完全外包并不现实；第二种，又可能会助长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刻板印象，将女性固定在家庭；第三种，需要建立在家庭成员认知一致的基础上，否则无法实现。但是，这些缺陷显然都是可以通过不断探讨来分别予以解决的，探讨的重大意义在于，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要给予家务劳动以公平待遇，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亲密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压倒性强势。

当今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鼓励生育是大势所趋。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外有工作的压力，在内有照顾老小的压力。较之以往，更重大的责任上肩后，更需要夫妻之间有着更多的尊重、更亲密的关系、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尊重“洗衣做饭”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工作的价值，是真爱的体现，是做好这一切的前提。为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用社会共识和制度建设来肯定各个层面的劳动，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