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马建斌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在甲午战败的屈辱中被迫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维新派人士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急迫中，将教育改革视为“开民智、育人才”的必由之路。谭嗣同疾呼：“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强”，以算学为“格致诸学之根基”。康有为断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1895年秋，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以“培植人材，期臻远大”为宗旨，在浏阳奎文阁成立算学社，这也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制度化的重要起点。一、创生维艰：浏阳算学社初创困局与因应甲午战败后，谭嗣同痛感“士人溺于时文帖括，罔知实务”，遂萌生“兴算学以启民智”之志。他的最初构想是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格致馆，系统引入西方科学与政制知识。但是新的改制方案过于激进，遭遇地方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

据谭嗣同拟订的《开创章程八条》，算学社年需经费六百千钱，地方财政拒不拨款，迫使谭嗣同转向私人募捐。1895年7月，他联合欧阳中鹄、唐才常等士绅“各出制钱五十缗”，勉强凑足延师购书之资。以“民办官督”模式筹资，虽解燃眉之急，但旷日持久必然难以维系。就课程内容而言，谭嗣同最初拟设“算学格致馆”，因“绅耆目为异端”而流产。其致欧阳中鹄书直言：“县中书院岁糜千金，而士子唯习八股，于天算格致茫如烟雾”，算学社虽标榜“以算学为权舆”，但其课程涵盖《万国公法》《各国交涉公法论》等政治启蒙内容，触动了“中学为体”的意识形态底线。为缓和冲突，谭嗣同不得不在章程中强调“生徒每日需温习经史”，并将算学掌教的遴选标准定为“通达时务，学问优长”，一则援引《周髀算经》证中学本有算统，回应“用夷变夏”之讥；二则借甲午之败痛陈：“倭人船炮皆精于测算，我之败非力绌，乃算绌也！”实现以儒学话语包装西学实质的策略选择。

甲午一役，湘军在牛庄等地的大溃败，极大刺痛了素来“虚骄不可向迩”的湖南士人阶层。谭嗣同观之“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因而敏锐地意识到“乘此导之，亦千世而一时也”，决心发挥“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的重要地位，创立算学。

算学社被梁启超誉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它的早期历程是始于少数先觉者“自在”的、带有浓厚试验色彩的私社，在与地方守旧势力的对抗、与官僚体系的磨合、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历经重重困顿，最终走向“自觉”的、具有全省示范意义的公办学馆。面对重重阻力，谭嗣同采取“以退为进”的务实举措。他放弃书院改制的宏大计划，转而借助奎文阁旧有学舍，以“算学社”之名行“格致馆”之实。与此同时，其师欧阳中鹄将《兴算学议》删改批注后刊行，以“保教卫道”之说消解保守派敌意，成功争取陈宝箴、江标等官员的支持，“旧瓶装新酒”的做法使算学社在地方权力网络中寻得生存空间。

欧阳中鹄的介入十分关键——这位享有“内阁中书”衔的士林领袖将书信刊刻传布，使私议升格为公论。他认为，学好算学可以“触类引申，充积极盛”，最终成为“真经济家”，平治天下。考县衙档案显示，1895年八月所立实为“私社”，因顽固派阻挠未能动用南台书院公产，仅靠谭、唐等捐资维系。对此，谭嗣同等以“先小试于一县”为策略，通过刊印《湘报》、组织讲学、联合同志等方式构建舆论网络，逐步将算学社从“私结立社”转化为公办算学馆，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创生。

二、创化求新：浏阳算学社转型困境与取向1896年，算学社以私社形式勉力维持一年有余后，随着全国维新思潮的渐次高涨，算学社迎来从“私社”向“公学”转型的契机。陈宝箴读到欧阳中鹄刊刻的《兴算学议》后，“大叹赏”，并“命印千本，遍散于各书院”，此举无疑是利用其行政权力为新学舆论进行了强力背书。而学政江标在收到谭嗣同的呈请后，亦因其“有意发风气”，而“立即批准了他的要求”。故而其后欧阳中鹄获准动用赈捐余款八千两，将算学社升级为公办算学馆。经费来源的官方化看似是顺理成章的好事，但也多了种种限制与妥协。官方介入导致办学自主权削弱，课程设置须符合“中体西用”的朝廷谕令，生徒规模扩大引发师资短缺，招致守旧派“结党乱政”的攻讦。巡抚陈宝箴虽拨付专款，却要求“按月稽核账目”，致使矛盾频发。谭嗣同在《湘报》刊文，呼吁“去门户之见，以学术为公”，方才平息风波。

较之初创时的“专攻算学”，算学馆在章程中增列“经史温习”与“新闻报章阅览”，试图维系“旧学根基”。然而，其教学实践已显露突破传统的倾向，民间学术团体在官僚化过程中难以充分适应：生徒日记需“分类录入杂记，日过百字”，鼓励自主思考；图表与论说的撰写，则引入实证研究方法。“旧学为壳，新学为核”的设计，实为“西学中装”的缓进之计，确实缓解了意识形态压力，却也导致了生徒思想上“旧学者讥其媚西，新学者责其守旧”的混乱。最后提及师资与生源的压力，主要表现在学馆规模扩大（正副课合计近百人），合格的西学师资严重短缺，而生源的迅速增加也对教学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1895年旱灾时期，欧阳中鹄借赈灾之机，将算学社改制纳入“以工代赈”议程，提出“废经课、分膏火”的改革方案。此举引发激烈论战：守旧派痛斥“变祖宗成法”，巡抚陈宝箴盛赞谭嗣同“识度才气，得未曾有”，命将《兴算学议》刊发全省，故而算学社于1897年正式获拨县款，转型为官督民办的“算学馆”，生徒扩至40余人。与此同时在实践中极大地延伸了“学会”的功能，正如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浏阳算学馆慢慢演化为一个集结同志、交流思想、议论时政、酝酿变革的公共空间。它通过组织讲学、传阅报刊，将最新的时局变化与维新思想带给闭塞的内陆士子。如此学堂兼具教育功能与学会议政功能，为维新派在湖南地方培养了第一批核心骨干，也为日后影响更为广泛的南学会、时务学堂的创办，提供了宝贵的组织经验和思想基础。可以说，在从“私社”到“公学”的转型过程中，浏阳算学馆作为湖南新学“萌芽”的内核，依然顽强地生长，为变法孕育出更为深远的新生力量。

三、创进致远：浏阳算学社后发困阻与进路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如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作为维新派在湖南的重要阵地，浏阳算学馆因被诬为“康党”产业而遭到裁撤，其短暂的辉煌戛然而止。然而，其开创的教育模式与播下的思想火种，已在湖湘大地上深深扎根。1902年，随着清廷政策转向，开始推行“新政”，新任学政赵惟熙奏请恢复算学馆，并将其并入官方新式学堂体系。表面上看，算学教育重获合法地位，但其内在精神却已悄然改变。清廷推行新政的核心目的在于“图强”，而非“启蒙”，因此其教育改革的重点被置于“工艺实用”。在此导向下，算学被逐渐窄化为服务于开矿、测绘、制造等实业的技术附庸，其早期所蕴含的、以“开民智”为核心的批判精神与思想启蒙色彩被大大削弱。这种从思想先导到技术工具的“异化”，是算学馆遗产在被官方体系收编后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与此同时，外部教育模式的竞争也使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随着大批留日学生的归国，他们带回的日本学制以其体系完整、易于模仿的特点，迅速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主流范本。相比之下，浏阳算学馆这种自下而上、带有浓厚地方探索色彩的本土模式，在全国性的制度化浪潮中，逐渐从“先导”退居“边缘”。其独特的、根植于地方文化与特定历史情境的办学经验，难以被简单复制和推广，影响力也随之局限。

尽管如此，浏阳算学馆的示范效应依然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正如唐才常所言：“浏阳焦神灼思，始变一县之风，终震湘省而烁支那。”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省内其他地区的维新人士。一时间，郴州算学会等效仿者相继涌现，《湘学报》《时务报》等维新报刊也纷纷开辟“算学专栏”，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讲求“实学”的热潮。它为后来规模更大、影响更巨的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与舆论准备。可以说，没有浏阳算学馆“一举而破其局”，湖南维新运动的勃兴是难以想象的。

浏阳算学社精神遗产所分化出的不同“进路”集中体现在其核心创办者的后续人生轨迹上。一条是以唐才常为代表的激进革命路线。唐才常在算学社的经历，称得上是教育实践，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组织训练。算学社集结同志、秘密议事的运作方式，为他后来组织更为激进的政治团体——自立会，并策划自立军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组织经验。另一条则是以熊希龄等改良派人士为代表的务实改良路线。他们选择将算学馆的教育理念与清末“振兴实业”的政策导向相结合，在恢复后的学堂中增设矿务、测绘等实用课程，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这条路径虽然在政治上更为稳妥，风险更低，但也体现了早期启蒙理想在现实政治压力下的某种退却与调适。

而对于谭嗣同本人而言，创办浏阳算学社的整个历程以及种种斗争与思考，使其对科学精神与现代政治理念之内在关联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最终在其哲学巨著《仁学》中写下“格致即平等之端，测算即自由之始”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显现出他为推广算学而与专断、蒙昧的旧势力进行不懈斗争的切身体悟。在他看来，算学所代表的公理、逻辑与精确性，其精神内核正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平等与自由高度同构，由此谭嗣同完成了从技术救国论者到激进民主思想家的“创进”，把对“救亡”的思考，提升到了构建现代文明秩序的哲学高度。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