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怀国

据封面新闻7月13日报道，7月1日下午，卢女士一家将儿童手表遗忘在高铁上的垃圾袋，拨打大同当地的12345热线寻求帮助后，相关部门安排2名环卫工人，在炎热天气下徒手从8吨垃圾中找到了卢女士丢失的儿童手表，共花费了4个小时。

本来，当地媒体是将这个事情作为“暖心故事”来报道的，谁知受众却不买账，他们质疑为了一块几百块钱的儿童手表，在这样的大热天让环卫工人翻找4个小时，到底值不值。当地城管部门回应，要对环卫工人进行奖励；当事环卫公司表示，已经婉拒了卢女士转给环卫工人的微信红包。

看起来很及时的回应，其实并没有get到网友对一个看起来非常正面的宣传极为不满的点。因为，从事情的发生到网络的喧哗，处于视觉中心的有媒体、公司、部门、网友，恰恰缺了那两名在8吨重的垃圾堆里翻找了4个小时的环卫工人。表扬服务意识也好，争论值与不值也罢，付出最多的那两个人，他们的意见都被撇在了一边。

安排环卫工人翻找、退回卢女士发的红包、决定要在公司设立“助人为乐”基金，从这里的关键动词可以看到，应该是主角的环卫工人一直处在被动的位置。也就是说，环卫工人辛辛苦苦翻垃圾找到手表引起的社会赞誉大概率要归于公司，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为由拒收红包展示的高格局是出于领导安排，而设立“助人为乐”基金的舆情补救措施，也并非向来就有的领导对他们的关心。

所以，并非是我们要跟当地宣传城市形象的“良好初衷”对着干，而是当地官员口里唱着高调，落实时却推给他人的做派实在难以让人信服。他们的工作形成了慷他人之慨的惯性，让别人辛勤付出、无私奉献、格局拉满，由自己收获社会赞誉、工作成绩、能力展示。拿大同这件事来说，按照惯常设计，就是环卫工人累坏了，所有的粉都打在了领导们的脸上——只不过这次是塌房了而已。

上边一张嘴，下边跑断腿。这种不正常现象出现的原始动因，一是动嘴的没有什么实际成本付出，没有对“下面”跑断腿有起码的体恤；二是“上面”只有在“下面”跑断腿的情形下才能收获工作已经开足马力带来的安全感，甚至还能激起工作出彩出成绩的期望。于是我们能看到，在“上面”脱离实际、不计成本的指挥之下，“下面”就只能被迫超额付出，最终落个徒劳无功。

环卫工人没有拒绝加班翻垃圾找手表，是因为他们有着对丢工作的顾忌。可见，在权力不对等、资源不对等的情形下，弱势一方往往会丧失话语权，被迫承担瞎指挥的额外代价。这种代价有时候是个人的，有时候是集体的，但绝不是那些习惯了只动动嘴皮子的人的。要改变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法律保护和民主决策，补齐弱势一方话语权的短板，让他们能扛住瞎指挥带来的冲击，从而有效扼杀“上面”瞎指挥的冲动。

明代《焚书》里有一篇《寒灯小话》，记载了李贽的一句判词：“于人为不情，于己甚无谓乎？”意为这种行为对他人不公，对己也无益处。从管理学来看，是说管理者要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在工作中注入更多人情味，要从成本核算去考虑问题，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的事情要少干。如果说管理者本身都有着非凡的思辨能力，那么我们只能说，所有不顾实情的决策，都是“不情”之举，自私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