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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日报》理论版丨李卫政:秋收起义——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探索的光辉典范

来源:浏阳日报 编辑:戴鹏 2023-09-19 1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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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2023年是秋收起义暨文家市会师96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今日本报刊发秋收起义历史研究文章《秋收起义--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探索的光辉典范》,深入呈现毛泽东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探索,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

文丨李卫政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领导军事斗争。虽是第一次领导军事斗争,但毛泽东却成为秋收起义的灵魂所在,没有毛泽东,秋收起义只会是一场单纯的军事暴动。正因为毛泽东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探索,秋收起义才能独树一帜,意义深远,开创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新局面,成为土地革命的重要发端,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

一、开创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如何争取领导权这个问题,是直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秋收起义中创建自己工农革命军后才真正找到答案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湘领导秋收起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秋收起义开创了党领导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第一、旗帜新。举旗定向,高举自己的旗帜,彻底与国民党区分开来。旗帜决定方向。南昌起义标志着党创建军队的开始,但打的依旧是国民党的旗帜。历史的实践证明,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无法起到凝聚革命群众力量的作用。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第一个提出要放弃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要高举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帜。1927年9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后,在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就秋收起义中部队要打的旗帜作了统一安排。根据安排,何长工、陈树华和杨立三三人承担了此次制造军旗的任务。经过连夜的赶工,旗底为红色,旗帜中央一个内含镰刀和斧头图案的大五角星,靠旗杆处镶有一条书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番号的10厘米宽白色布条的军旗被制造出来。9月9日,这面神圣而又庄严、凝聚工农革命力量的共产党的旗帜正式被打出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武装力量方面开始有了自己的规范体系。从此,在共产党的旗帜的引领下,形成了星星之火燎原的革命形势。

第二、军队新。创建工农革命军,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掌握了革命的发言权。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一直从事革命活动,但一直没有掌握住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面对国民党的屠刀,共产党人和许多革命群众一下子无法招架,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湖南省委会议上讨论秋收起义的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指出:“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1927年9月的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决定组建工农自己的武装,以驻扎修水、铜鼓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基础,将参加秋收起义的其它武装力量统一整编组建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创建的属于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与旧式的不一样,这是一支工农联合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军队。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这让革命群众和致力于救国救民的有志之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更加坚定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跟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心。

第三、制度新。实现了党指挥枪,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决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的问题。南昌起义后,前敌委员会开始用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政策主张教育部队,强调“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并在部队中配备了党代表。南昌起义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起点。秋收起义中,由于敌人异常强大,在部队严重受挫后,毛泽东果断命令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在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后,部队向湘南方向行进。毛泽东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及革命的现实需要,在永新县的三湾村对秋收起义中剩余的部队进行了改编,健全了部队中的各级党组织,第一次实现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成为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创新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军队的建设和领导权问题。

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毛泽东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却永放光芒。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解决了旗帜、军队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同秋收起义前相比,党对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和武装斗争的领导,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正是这一新局面的开创,我们党才能在革命中由弱到强,带领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成功。

二、实现了土地革命的历史性伟大转变

秋收起义是为了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但对于当时的共产党而言,土地革命如何开展,并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方法和经验,可以说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秋收起义时,关于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口号问题及政权问题,湖南省委内部及湖南省委和中央之间都存在分歧。毛泽东通过实地调研,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方法及制定了正确的原则,实现了土地革命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确定了土地革命的基本原则。土地革命的基本原则就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中国的土地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武装夺取政权后建立工农政权。只有坚持这个基本原则,中国革命才能有望成功。不管革命的形势如何变化和发展,土地革命的内容虽随着形势的改变而作出调整,但基本原则始终坚持着,只是不断丰富和适当调整。

第二、开辟了土地革命的实践路线。土地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参与度问题。早在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就对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作了深入调查和研究。一是深刻认识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在毛泽东看来,农民的力量一旦组织起来,那就是地动山摇,没有谁能够阻止他们求解放的步伐。农民的力量能用、可用,是我们的朋友,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组织农民、运用农民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二是对土地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土地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暴动就是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在秋收起义的计划中提出了具体办法:一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不再是以前提的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二是要制定一个土地纲领去指导土地分配等工作。三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后要妥善解决好地主的生存问题。四是要推翻整个地主土地制度,征收农业税。由于秋收起义并没有成功打下长沙,所以无法真正意义上开展土地革命。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过程中探索出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后,被成功应用和实践。

第三、确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夺权建立新的政权,毛泽东等人指出:“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到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但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现在应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但由于中央不认可苏维埃政权口号,在秋收起义时这个口号并没有明确提出来。文家市会师时,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转变,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由此可见,随着对革命认识的深入发展,中央也承认毛泽东对政权性质及建设的正确认识。在建设苏维埃政权口号的引领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向湘南地区进发,在湘赣边境茶陵建立了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从此,苏维埃政权的星星之火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燃烧起来。苏维埃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张耀眼名片。

秋收起义是土地革命中的一次伟大实践,在这个实践中,毛泽东为土地(农民)、政权建设等问题探索出了一系列正确理论原则和实践路线,为土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三、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管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还是广州起义,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攻占中心城市,即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南昌起义攻下南昌城后,南下继续攻占大城市,由于敌人异常强大,最终失败。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也因为敌人异常强大同样受挫,但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不一样,在受挫了的关键时候,毛泽东力排众议,走出了一条与共产国际要求截然相反的革命道路。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条革命道路坚持得好,中国革命就能蓬勃发展,这条道路坚持得不好,中国革命就会受挫陷于低谷。

首先,成功向农村地区转兵。在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果断叫停了继续攻打长沙的计划。湖南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知道长沙暴动停止后,先后两次写信指责省委的决定:“九月十五日省委的决议,我重新又申明一次,是错误的。他错的程度不比工农运动破坏日的五月二十日的错误小,现在我们应当尽力减少我们失败的程度,与减轻我们中央与地方上指导的过失。”中央派出任弼时到长沙调查秋收起义的事情,并要他“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任弼时到长沙经过调查后,果断叫停了长沙暴动。这一问题解决后,会师文家市的秋收起义的部队该何去何从?是准备第二次长沙暴动,还是去农村地区发展?早在任弼时到达长沙前,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实情,说服了前敌委员会,作出了起义部队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的决定。在任弼时的客观支持下,毛泽东顺利将秋收起义部队带向了农村地区,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能够将部队顺利带到农村地区落脚,是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其次,对“上山”论开始付诸实践。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他对参会的同志说:“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在城市待不下去要“上山”。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文家市会师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即城市站不住了)带着部队果断“上山”搞军事割据去了,去实践他的“上山”思想和理论。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山”论在当时是符合中国革命实情的,带领中国革命逐步走出了困境。

最后,成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让部队在文家市会师。会师后,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这次讲话,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要去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随后,毛泽东带着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当了解到井冈山的情况后,毛泽东亲自去做了袁文才的工作,并让袁文才做通了王佐的工作。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被探索出来,工农武装割据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八七会议时,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中国革命定理;组建工农革命军,为中国革命定力;秋收起义中文家市转兵,为中国革命定向;率秋收起义部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定盘。这些都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探索的重要成果。正如罗荣桓后来所言: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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