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木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句诗出自苏轼的《题西林壁》，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人们看问题会因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的道理。

那么，能够悟出此等道理并且借写景的机会阐释出来，让其流传于世的苏轼，看问题和处理事情就一定非常客观了？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他在著述里写道：“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意思是说，汉武帝是个无道昏君，但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召见卫青，因为卫青就配给汉武帝舔屁股。这样的话从苏轼口里说出来，真是冲击了我们的“三观”。

远不止此！苏轼还批商鞅，骂桑弘羊，说“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把商鞅和桑弘羊说成了苍蝇蛆虫。他将1500多年前的人骂成这样，我们不免为王安石担忧啊。

可是，被他骂的这些人，或是在体制变革，或是在国防建设，或是在经济政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实绩，推动社会进步。在他对这些人的咒骂中，我们只看到了污言秽语，并没有看到他的更为深度的“罪行剖析”。所以，“网络喷子”的名头，苏轼算是坐实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宋朝的气候整体上是崇文抑武，作为文豪的苏轼面对武将是有心理优越感的，他可能会以为当年大汉抗击匈奴，如大宋一样搞几个高手写几篇檄文是正道，万不该劳民伤财去动武。二是，他看改革一派就不顺眼，既然王安石不能骂，那就骂商鞅，骂桑弘羊。

苏轼这种毛病，西方人应该也有。因为在他离世400多年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大师蒙田提出来，“一般人关心的，是别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而不是那件事情本身。”比如说苏轼，他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就需要宣泄，并试图用夸张、出格的言语引导社会舆论。至于说他对卫青、商鞅等人的评价是否理性客观，他自己并没有太在意。

说到底，怎么“横看成岭侧成峰”呢？将道理讲给大家听是一回事，自己信不信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依据蒙田的说法可以得知，社会中一些“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往往掺和了太多自己的生活体验以及情感立场，说不定就是浅薄的、庸俗的、会对他人构成错误引导的。

看问题客观，站队形公正，这是大家都会说的道理，可是真要践行何其之难。就是被称为“信史”的《史记》，我发现其中对商鞅的记载是“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对他的评价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明知其在历史舞台上表现优异，却在最后打分时有意压分，此中矛盾，莫非太史公也在借贬斥商鞅“刻薄寡恩”来埋怨汉武帝对他的摧残？

假如交给司马迁和苏轼一个键盘，给他们家都通上网络，那毫无疑问，两位都是粉丝过千万、上亿的网络大咖。莫说他们的动向会被跟踪偷拍，就是他们的情绪宣泄，都会在网络世界一次次引起轩然大波，里头是尖酸刻薄、人身攻击占主流，还是心平气和、理性探讨占主流，还真难说。

为什么上海的两位大爷能为了远在几千里外的一场战争在公园里打得鲜血直流？因为信息的非真实、观点的非客观、举止的非理性，是当前网络空间的顽疾。两位大爷不愿意亲自动脑，那就只好亲自动手了。

哪怕一种信息、一种说法形成了所谓“公众看法”，还是有必要对其保持一定的警惕，尽量亲自去辨伪去妄。在《媒介事件》一书里，法国传媒学家戴扬和卡兹把由媒体事件聚集起来的公众称为“即逝公众”，“即逝公众”与公民社会里始终坚持关心国家大事的民主公众是不同的。事实已经证明，那种一哄而来一哄而散的“公众”，造气氛和带节奏的功用，远远大于营造一个理性讨论的氛围。

要感谢苏轼没有生在网络时代，否则，一个文豪就可能被键盘耽误了。我们今天读他的大作就行了，至于说他的那些口吐芬芳，就完全没必要跟风；而对于司马迁，看他著述整体上的公正就行了，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们能够提出疑惑，那么就一定能够有所保留地去看待。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管什么时候，有自己的亲自判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