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课题组组长：杨钢 林申达

课题组成员：黎浩 唐学雷 易俊 蒋剑宏 马伟明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形成了党指挥枪的新格局，开启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篇章，引导了中国工农革命武装和群众革命运动的新方向，在中国成功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历史地位举足轻重。研究和分析红一方面军在浏阳永和建立的光辉历史，对于我们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有着积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红一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第一个方面军建制，是从湘鄂赣苏区出发的一支英雄部队，它在浏阳永和成立绝非历史的偶然，是地利、天时、人和等条件带来的必然结果。

1.地利：浏阳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是红一方面军永和建军的必要条件

浏阳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区和长沙、武汉、南昌三个省会城市的中间地带，境内有连云山、大围山、九岭山等山脉，山大林深，地势险要，为红军在此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进可攻占小城市，威胁大中城市，退可撤往偏僻乡村。浏阳境内有捞刀河、浏阳河、南川河等河流，水系发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易于红军筹款筹粮。同时，浏阳是传统花炮产业主产区，很多地方家家家户户制作鞭炮烟花，利于红军采购火药和制造武器弹药。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7月，中央作出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等部署，以至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浏阳位于湘赣边界，正好处在长沙、武汉、南昌这三大城市之间，便于红军按照中央指示分别攻打这些大城市。

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地在今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菊香村大屋组的李家大屋。永和位于浏阳、平江的中心地带，地处浏阳河畔的山区，其地理位置特殊：一是便于行军。“往上可到张坊、大围山的深山里，往下可进攻浏阳和长沙，可攻可守可进可退”（《永和镇志》）。二是便于驻军。当年的李家大屋占地50亩，有房屋100余间，李氏兄弟投入革命后，大屋便成为老百姓自由出入的地方，这里便自然成为两大军团的临时驻扎场所。三是便于扩军。永和是浏阳地方工农武装的发源地和革命活动的核心地带，周边有“双洞”（大光洞、仁和洞）、七宝山狮子山等大山岭，分别是浏阳县苏维埃第一区成立和浏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周边群众革命基础好。四是便于应战。李家大屋前有浏阳河，那时河上还没有桥，可以阻挡白军的突然袭击；后有山岭，是与敌作战的有利地形。当时，湘鄂赣三省渗入浏阳境内的反动势力分属不同的部队，相互牵制，敌人的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红军大规模的驻扎提供了有利的地理空间。

2.天时：中国革命战争形势促成了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

1930年春夏，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局面。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受困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削弱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支持。在国内，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而爆发了中原大战，因而消耗了各派进攻红军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地区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全国10多个省的许多分散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为连片的苏区。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除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以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促成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好转的重要因素。当时中共中央认为，随着红军数量的扩大和作战能力的提高，要求从分散的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转变，组建正规军团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1930年6月16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军在湖北大冶扩编为红三军团，共1万余人。6月中、下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在福建长汀合编为红一军团，共有2万余人。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胜利会师，经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下辖红三、四、十二、二十、二十二军5个军，第三军团下辖红五、八、十六军3个军，全军共3万余人，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中国革命战争形式由此实现了从分散的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的转变。

按照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命令，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执行中央指示攻打武汉，先后攻占通山、通城、蒲圻、咸宁等县城及岳阳市。之后于7月27日攻占长沙，7月30日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8月5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主动退出长沙。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仅有的一次攻克省会城市。红三军团转移后，何键率部追到浏阳。同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执行中央指示攻打南昌，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在进占南昌不利的情况下，改向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当得知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情况后，即率部入湘支援，于8月20日一举歼灭了盘踞文家市之敌戴斗垣旅，史称“文家市大捷”，这是红一军团成立以来打的最大的一次胜仗。何键得知红军主力到来，惟恐重蹈覆辙，自己先行逃回长沙，并同时召回驻浏阳所有部队，以加强长沙城区的防务，准备在红军再次攻城时负隅顽抗。面对大城市兵力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红一方面军在永和的成立，是在南昌打不下、长沙占而复失的情况下，需要合兵一处壮大军力，并取得地方群众的配合支持，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统一指挥党、政、军的迫切需要。红一方面军的成立，为红军再次攻打长沙聚集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3.人和：浏阳深厚的革命基础为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提供了有力保障

浏阳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境内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在清末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爆发了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萍浏醴起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浏阳这块红色热土上，以谭嗣同、唐才常、龚春台、姜守旦、焦达峰、陈作新等为代表的浏阳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在浏阳生根发芽。党成立之初，夏明翰、陈昌、陈作为组成的中共浏阳金江支部，揭开了领导浏阳人民与敌人顽强斗争的序幕。大革命时期，浏阳各乡镇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马日事变后，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屠杀，浏阳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前仆后继投身斗争，发动农军会攻长沙。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后，许多浏阳青年聚集在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之下，随后直进平浏、转兵文家市。浏阳的共产党员、人民群众和革命青年经历斗争的洗礼，革命性坚决，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为红一方面军在此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1927年，中共永和区委领导区农会进行减租、减息和退押等斗争。1928年张启龙和王首道一起组建浏东游击队，永和、张坊成为浏阳境内早期革命根据地之一。1930年4月，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在七宝山狮子山成立，张启龙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县苏维埃的领导下，永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经济建设、文化教育，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所需。1930年8月20日文家市大捷后，经湘东特委和浏阳县委邀请，红一军团于8月22日进驻永和，和红三军团会合，在李家大屋召开红一方面军成立大会，湘东特委书记张启龙和浏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及当地群众数千人出席大会，见证了人民军队建军史上辉煌的一页。

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的历史地位

红一方面军在浏阳永和的成立，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永远载入光辉史册。

1.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新成果

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诞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创建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并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政权。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鼓舞了中国人民拿起武器起来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必须要抓住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才能解放全国人民。于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浏阳建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汇合了湘、鄂、赣三省革命武装力量，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正规军队。自此后，红色苏区有了强有力的军事基础，人民支持红色政权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有了坚实的保障。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2.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是中国共产党对党政军集中统一领导的开端

1930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经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一、红三军团正式编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以及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及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及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是湘、鄂、赣、闽、粤广大革命根据地苏区范围内苏维埃革命斗争第一次统一党政军核心领导的开端，显示了全国苏维埃区域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在这之前，红军工农武装兵力较分散，军队没有与农民运动紧密联系，武装力量缺乏稳定的后方。在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围剿”和经济封锁面前，革命斗争屡屡被动，红军外部环境险恶，党内的政治思想比较动荡，缺乏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浏阳永和建军，同步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强调党同时要强化对地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此为武装斗争建立强有力的地方保障。在此之后，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各项革命运动，1930年10月第二个建制省苏维埃政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1931年7月，湘鄂赣省第一次党代会在浏阳大围山楚东山大屋召开，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地方苏维埃政权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力地促进了湘鄂赣苏区政权的进一步巩固。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担任主席，标志着党对苏区党政军集中统一领导的全面巩固与发展。

3.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成为引领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光辉旗帜

红一方面军的组建，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坚强领导核心，并在战争中逐步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运动战争理论及战略战术思想，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军事理论和建军实践，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直接来源，为后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30年8月29日，中央给湖南省委、鄂赣前委发出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指示，“二打长沙”的重任就交到了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肩上。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放弃攻打长沙，率领红一方面军转战湘东、赣西广大地区，开辟了大片红色区域，从而克服了党内“左”倾冒险错误对红军的影响，坚定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自信。1930年9月13日召开的株洲会议和10月25日召开的罗坊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连续打破国民党军队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扩展到近30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和250余万人口，成为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在中央苏区建设经验的带动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革命根据地遍布16个省300多个县，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500万人，工农红军约30万人。

4.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军核心领导力量

红一方面军在浏阳成立后，开启了中国革命与人民军队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崭新局面。在随后进行的中央苏区建设、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南征北战过程中，不仅推动了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也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组成的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集体。在他们的领导和培养下，从红一方面军走出了一大批优秀指战员、政治工作者、各行业的革命者和建设者，他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坚领导力量。

这里有寻淮洲、邓萍、陈树湘、黄公略等早年献身的杰出军事指挥员；有左权、彭雪枫、袁国平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杰出领导人；有1955年被授衔的8位开国元帅和6位大将，另有100多位上将、中将和少将；还有滕代远、王首道等很多后来成为了新中国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说，红一方面军成为了培养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领导力量和杰出人才成长的摇篮，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5.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为中国其他革命地区和世界反压迫斗争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模式

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湘鄂赣边界地方红色政权蓬勃发展的特殊环境中，加强部队军事能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夺取国家政权的尝试。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统帅指挥下，这支队伍不断开疆拓土，使得中央苏区持续巩固和扩大，并极大地促进了其他许多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并迅速影响到其他革命根据地后，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一系列建军的原则，展现了人民武装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在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成为四次成功反“围剿”的中流砥柱；在红军长征途中，成为忠诚、勇敢、坚决捍卫党中央的钢铁长城；在长征胜利后，成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基石。

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的光辉范例。这一范例不仅成就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影响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些国家纷纷学习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彻底砸烂旧的国家体系，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革命硕果。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意义，这个意义还将不断延伸，直至世界大同。

6.红一方面军浏阳永和建军让人民军队从此在血与火的历练中逐步铸就了战无不胜的铁血军魂

红一方面军自成立之日起，就在不断的封锁包围中浴血奋战，突破重围，在巨大牺牲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在每一次危急关头，红军指战员都抱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带领队伍不怕牺牲、迎难而上，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落实之前召开的古田会议精神的硕果，是对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回答后的生动实践，推动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红军战争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批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这种敢于向教条主义、向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

纵观红一方面军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宝贵的革命精神与崇高的政治品格，其中蕴含有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革命挫折不忘初心、坚定信念、精诚团结、开拓创新的英雄气概，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有红军将士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人民至上的崇高情怀，有听党指挥、坚韧不拔、不怕牺牲、越战越勇的高贵品质以及伟大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之后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血与火的淬炼，最终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铁血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