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罗时茂周婷

 

　　五个村庄走出84名博士，成为远近闻名的“博士村群”，吸引各方关注的同时，“博士村群”在新形势下也面临难言之隐。

 

　　实际上，“博士村群”并非神话，村里的孩子也不比其他人更聪明，很多将儿女送进高等学府的家长，只是遵从着“读书改变命运”的朴素真理。近40年来，家族或者周边村落里，通过读书走出大山、取得非凡成就的例子，成为他们尚文的直接动力。

 

　　但如今，随着时代发展，悲观与消极情绪一度滋生：有人说，农家子弟既缺乏财富积累，也缺乏知识和技能等文化资本，大学毕业后可供选择的机会相对较少，面临着“城市融不进，乡村回不去”的困境，难以打破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窠臼。

 

　　与此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普及化阶段过渡，大学生昔日的光环逐渐褪去，“教育改变命运”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变长，农村大学生难以立竿见影地改变生存状态。在种种压力下，教育思想的松动与传统的读书文化互相拉扯。

 

　　对此，资深媒体人、浏阳龙伏镇人“石扉客”认为，博士村背后是耕读传家的传统，这个传统其实是一种地域文化小气候的养成，和自然地理环境、村落家族的从众心理、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提供的际遇分不开。博士村是浏阳北乡的宝贵传统，这种小气候需要养成，更需要小心呵护。

 

　　无疑，博士村成绩的续写，并非依靠三家两户、或者某一组织就行。对此，这些博士村压力不小，各种更加规范细致的助学措施在一步步推行开来。

 

　　在沙市镇秧田村，连续举办多年的“博士讲堂”“博士家书”“开春第一课”等活动已成传统，知识的力量春风化雨般浸润心田，让村民们在思想偶有动摇时，得以及时拨正。

 

　　淳口镇鸭头村韩家组组长张学军，率先成立了组级教育基金会，如今他还有了更具建设性与长期性的规划，为破解农村教育出现的新问题贡献了最基层的智慧和力量。

 

　　在张学军看来，首先，教育基金会一定要专人专管、建章立制，组建专门的理事会，配备会计与出纳等，保障长效运行；其次，乡村图书室不能成为摆设，最直接的引导就是考核和奖励。

 

　　“孩子来还书时，我们会询问他们这本书里最基础的问题，能讲出个一二三，说明借书人做到有效阅读，就给予一定奖励。”张学军说，最关键的是，村组与学校要形成联动，“目前我们正在对辖区所有中小学生进行摸底调查，接下来会组织专人定期到相应学校了解每个孩子的兴趣爱好和薄弱学科，再上户与家长沟通，以便对症下药，共同发力。”

 

　　“浏阳教育局也将统筹推进城乡标准化学校建设，推进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建设计划，进一步抬高底部、补齐短板，打造一些小而优的精品学校。”市教育局副局长苏启平说，在师资方面，浏阳还将进一步加大乡村教师支持力度，坚持国培、省培等指标继续向乡村教师倾斜。

 

 

 

 

　　凭借着刻苦和努力，张庆立啃下了一个个常人眼里的“硬骨头”：本科学习印刷，硕士学习图像处理，博士学习光学工程专业，她还决定继续深造博士后。

 

　　问张庆立为何选择跨专业研究这些看上去就高深难懂的领域，她的回答很朴实：主要是想掌握专业门槛高的技术，让自己有一技傍身，在行业站得住脚。

 

　　“读书，过去是，现在也还是改变寒门学子命运最有效的途径。”面对这个问题，张庆立回答得十分笃定。

 

　　在她看来，读书的作用，直接体现在通过学历让寒门学子可以实现“逆袭”。而更关键的，是眼界的开阔和思想的成熟。

 

　　“以前更关注个人的发展，想着要读个好大学，读个好专业，找个好工作。”随着博士阶段学习的深入，张庆立发现，在高精密仪器及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比如我们常说的智慧城市系统，如果需要依托国外的仪器设备，那数据的采集、城市的规划都将受到影响。”

 

　　张庆立想做的，就是通过专业学习，在医疗、军工或环保等领域，研究出具有创新力和社会价值的精密仪器，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家境优越的孩子，起跑点或许更高，也无需为家庭经济压力发愁。”张庆立说，不管是为学还是治业，都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轻装上阵当然好，负重前行未必不可为，因为扛在肩头的责任，会让自己在失意时、徘徊时，激发更多能量与动力。

 

　　“我大学期间都要在假期打工挣钱，贴补学费。”张庆立认为，这些经历也是人生难得的财富，面对生活的压力，会让自己有更强的心理承受力，也更耐得住学习的寂寞与清冷。“现在的困苦并不代表未来，寒门能够培养人的韧性，不靠父母、只靠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打拼精神，更容易取得最终的成功。”她坦言，与其埋怨，不如去拼搏奋斗，把一切都变得更加美好。

 

 

 

 

　　浏阳北乡，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民间的解读，多是从经济目的解释这一文化现象。浏阳四乡风物，俗谚是这样说的：东乡出蛮扮，西乡出小旦，南乡出煤炭，北乡出书担。因此有人这样解读：北乡资源少，需要通过家庭纺织作坊作为家庭经济补充，北乡人崇文，则是以读书为手段，寻求出路。我认为这种解读有些片面。北乡崇文的真正原因，更多的在于精神追求，也就是崇尚知识。

 

　　近年研究浏阳方言的过程之中，时常能从浏阳俗语尤其是北乡俗话中，清晰地看见浏阳方言灿烂的文化源头。比如描述人的性格：八蛮十荆，羁史绊经，史古脾气；比如描述人的身形动作：矮起仆使，手之舞之，神之巫之。这些后人日用而不自知的俗语背后，藏着一个充满贵族精神气息的文化源头，这与北乡人对精神世界的执念追求，不谋而合。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身体，一方方言塑造一方人的精神。浏阳北乡人，正是在这样文化气息、贵族气息浓厚的方言塑造下，形成了崇文重教的民风。

 

　　所谓贵族气息，其基本特征为：一是简单事情复杂化，二是物质生活精神化。浏阳北乡的田间地头茶余饭后，时常能听到农民谈论诗文对联。

 

　　再如每次宴席结束之时，浏阳北乡人分别，不是像现代生活中一句简单的“再见”“拜拜”了事，而是要“作辞”。辞别时候，要讲一篇话，有团谢，有祝福，是一篇完整的即席讲话。辞和词在这样的场面，词义合一。浏阳北乡更有一个习俗，其文化气息之浓厚，让人叹为观止。上北乡人摆宴席编号，不是用一二三四，而是做一首诗，赞美主家和客人，然后按照诗词编排席次座位。比如：诗书气自华，诗席、书席、气席、自席、华席，各人根据席名，各自入席。不像现代人，宴席上“随便坐”。再丰盛的宴席，也会因为毫无仪式感礼节感，而黯然失色。

 

　　浏阳北乡的婚丧嫁娶，其礼节之繁复接待之周到，让本地文人有了用武之地。北乡人称为“拽文”，这也是北乡人崇文重教的一个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