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古城池图

文 记者 聂煜 见习记者 王卫国
制图 李多

11月12日，淮川河边。温暖的阳光下，87岁的浏阳文史专家潘信之正为我们描述浏阳古城的轮廓——这对于熟读明清版本《浏阳县志》的他来说，并不是难事。

以圭斋路与北正路的交会处为起点，顺着圭斋路往东，经劳动南路右转至浏阳河中路，转周家巷、达峰路，西到才常路，下龙泉港，车行不过十分钟。

如果在浏阳城区地图上把经过的路线画出来，浏阳古城的轮廓便跃然纸上。

古老县城，直到清代才完全形成

还是在2002年，家住彭家巷的画家何亮就借鉴古法，创作了一幅高1.38米、长16米的巨幅长卷《浏阳古城图》——描绘的是清时浏阳的繁荣景象，反映出古浏阳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长卷中，城垣宅第、市集长街、酒旗客栈、商舸渔舟、沙渚村社、桃红柳绿次第而来；街市上三五家正在燃放鞭炮，噼啪之声在耳；浅滩上十数人正在漂洗浏阳夏布，水花飞溅入目；河中流有竹排百丈，推开浏阳河碧波直下湘江……

古城墙下，数百人物，坐轿的前呼后拥，骑马的左顾右盼，推车的行色匆匆，更有打渔的河心撒网，打樵的挑柴叫卖，应试的书僮引路，耕田的牵牛下地，渔、樵、耕、读各行其乐，闲杂人等悠哉游哉，好一派繁华气象。

冷兵器时代，城墙的抵御之姿，给了安详的市井生活一道坚固防线——在中国古代，“设险守国，筑城凿池”是县治以上城市建设的基本工程。所以，处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边城浏阳，从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筑城”自然不例外。

翻开明清《浏阳县志》，即可看到如此描述：“浏阳旧筑土城，周数里许，高不逾丈，不置池。”但潘信之查询史料，发现宋元时期均无筑城墙的明确记载。

“主城周围六百五十二丈，东西南北四城楼，东曰朝宗，南曰向阳，西曰望月，北曰拱辰。”《明嘉靖浏阳县志》（二卷）记载了浏阳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复筑有较大规模的城墙了。因水患的关系，嘉靖四十六年开始在濒水的地方甃石。万历十九年，知县杨一佳将全县分成五百甲，每甲分修一丈一尺，刻上名字，倒了要重修，“于是有砖石城矣”。

清顺治十四年，葺旧补新，增城高五尺；雍正七年，完善谯堞；乾隆二十一年增筑城周四里，外高两丈，尺内八尺，基广三尺。与此同时，完善东南西北四门：东门（原称朝东门、东善门、朝宗门，后改为朝阳门）；南门（原称正阳门，后改称向阳门），西门（原称水西门，望月门，后改称迎宾门），北门（原称朝天门，后改称承恩门）。

至此，围绕古城墙，浏阳城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古老城墙，现仅残存老人模糊记忆里

“啵——啵啵——嘭嘭嘭！”住在城墙上的老更夫用梆锣敲响了五更。

天将亮未亮，豆腐铺的老板闻之，窸窸窣窣披衣起床，开始了新一天的忙活。不久，东方曙色大展，鸡鸣声、小贩的吆喝声、街坊的寒暄声、琅琅的读书声不绝于耳，沉睡了一夜的浏阳城醒了过来。

这段充满了画面感的描述将我们带到民国初年。现住方竹路、97岁的高福长当时还是一个孩子，对城墙的记忆也是浮光掠影式的碎片——城墙砖都是青色的烟砖，一尺多长，两寸多厚。城墙不是很高，一个人将手扬直就能摸得到。城门很高大，四寸左右厚木板，上下都有铁皮包着。

不多久，有人开始拆城墙，砌炮台。历朝历代均重视修缮的城墙，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以及经济发展年代被陆陆续续地拆除。又一说民国建立，当时县长把城墙拆去修了达峰、才常、嗣同、圭斋四条大道。直至1950年，除岌岌可危的部分城墙之外，只剩下四座城门，后来连四座城门也湮灭在历史的风云之中，空有史籍留些碎片来诉说她故去的风貌了。

“如今连块砖都寻不到了。”发出这声叹息的潘信之，一双脚正站在浏阳河路与劳动南路相接的人行道上。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与老城墙基偶遇的情景再次浮现。

“当时，我从城东门过身，走着走着就到了河边，往水里一瞧，咦，砌了些砖。后有年纪大的人告诉我，说那是城墙砖。”第一次相见，却是最后的一面，这是潘信之料想不到的。而古城内详细的祠堂、大屋、庙宇、书院等旧名称，也需找人核对确认。现在，浏阳城区面积扩展了数十倍。

所以，不管浏阳土著们愿不愿意，社会前进的车轮早已将“一早晨识破浏阳城，浏阳县里无外人”远远抛在身后，而历史中的浏阳古城，也仅存于一些历史典籍当中。

【北门】每逢旱灾城民均至此祈祷求雨

四座城门，高福长都见过，印象中北门是最宽的一道。

每逢旱灾，城民纷纷至此祈祷求雨。“我那时住在平水村，一陇的田都干得裂了缝，没有雨落，禾苗都能用火烧了。”高福长说，于是大众便挤到北门来，一同求雨。

求雨的过程是这样的：关上北门，带着净水瓶到道吾山的龙井里接“龙”（一种类似四脚蛇的动物）。雨点落下，则将“龙”往西门的龙泉港里一倒，传说龙会回到它原来的地方。然而，很多情况下都是求雨不得，那时只好禁屠，禁五荤。

从市文化馆后门出，上嗣同路豪兴街，11月11日上午，潘信之披一身温煦冬阳站在湘东比一比超市前，他远远地指着圭斋路与北正路交汇处的十字路口说，那就是古城墙拱辰门（北门）的位置。时间倒回到清光绪十二年（1866），北门东边的考棚里，19岁的唐才常在此小三元及第。而此时，彼处车轮滚滚，行人匆匆。

走到东面仅剩的一堵斑驳青砖墙前，潘信之伸手触摸，点头道：“就你还是老模样。”再沿着此处往前行走约百米，便是以前的磨石街。磨石街是一条很小的石板街巷，但这条街巷却通向一个重要的地方——古代的大操坪，那是最初的县衙衙门口的大坪。

站定，静听，恍惚间，我们似乎听到种种古老的声音：县署衙门前，有人在击鼓鸣冤；大操坪上，有许多士兵在操练；杨孝子祠内，善男信女则正在虔诚礼拜。

【西门】青砖庙彰显古城文明

“我看过西门的城楼。”站在龙泉港路下坡的地方，潘信之说，西乡人过龙津桥，要爬一个很陡的坡才进得城，“现在坡缓多了。”

上世纪50年代初，西门的斜对面是老汽车西站，车辆不多，只有两三辆。这促使有人在西门附近开起了脚踏车行，在大瑶、澄潭江和官渡等地设站，方便往返——这成为当时城里干部下乡的最好方式。

从西门入城，便是问津古寺和居士林。青砖庙角在深绿古樟中彰显出佛道文明的辉煌，八角亭则耸立于县城大操坪的右侧。然而，那些城墙早已湮灭在滚滚的历史车轮下，如今只空余一些带“门”的地名，和越来越模糊的记忆。

【东门】从此进入县城最热闹地方

从浏阳河路拐弯进入人民东路，第一眼就会与一栋两层木房子相见，它是这里仅有的完整的木房子——当年东门就在其后面。

木屋子里，11岁的陈文龙正在看喜欢的动画片打发周日时光。获许进入屋内，脚踩在木地板上晃悠的感觉，把人带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正东街。穿过伞店、油鞋庄、木屐铺、豆腐坊……基督教堂对面，东城门近在眼前。进入东门，便进入了浏阳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正东街、东升街、朝阳街、升平街连成东西一条长街，横贯整个县城；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有绸缎庄、药铺开元堂、陶陶剧院……

当然，还有黎家大屋——1756年，浏阳首富黎午帆兄弟雇请百余工匠、耗时一年半建成一座五进、大小二百一十间的黎家大屋；1996年，黎家大屋与毗连的梅花巷、胡家巷一带，开发建设成梅花小区，这栋240年的清代民居从此便只在史册中默默展示它昔日的辉煌。

【南门】打开水门，城边百姓到河中取水

从周家巷，经达峰路，行至尽头，便到达南门口。

一行青砖平房上硕大的“拆”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门同样是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建筑废墟。只有路口一块“南门口路”的指路牌，还在履行着它的职责。

租住在附近的邵阳人林小平告诉我们，不久的将来，这块地将成为又一大型商业综合体。说这话的时候，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眼里全是憧憬的目光，她没有听过“求晴就关南门”的故事。

“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时浏阳河水十分清澈，城边的老百姓打开南门边的水门，到浏阳河中提水饮用。因此，也催生了一种新的职业：挑水工。他们挑着水沿街叫卖，一分钱一担，是普通人家也能接受的价格，包月则更便宜。

县治考证
史上浏阳七品县令究竟在哪办公？

登上城区的西湖山，放眼望去，高楼耸立，那是一座由钢筋水泥筑起的现代城市，曾经的古城早已被这日渐繁华的都市所取代。

再往东七十余里，大溪河上，古老的镇南桥对接两岸，河畔的官渡镇也曾作为浏阳的县治。南岳村83岁的退休教师冯辉腾断定，“当年的浏阳县治，就是在这里。”看着那一堵土墙，他认为这是当年县衙的后院墙。

县治所在地，大概也就是一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关于浏阳县治，存在许多争议，尤其是元朝及其之前的县治，到底是在淮川还是官渡？

汉末，浏阳曾是周瑜的俸禄之地

东汉末年，那时的中国，无一片静土。明嘉靖《浏阳县志》中有载，东吴孙权将当时临湘北边的一块地方分出来，设置浏阳县。而《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又记载，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因赤壁破曹有功，孙权封他为偏将军，做南郡太守，刘（浏）阳是他的四个俸禄地之一。

浏阳那时便作为周瑜的俸邑，由此可知，浏阳的建县时间至少在1800年以上。那县治究竟在哪呢？存在两种声音：

明嘉靖《浏阳县志·沿革篇》有载：“按洪武志，县治在本县东乡十三都居陵镇（今官渡），元时改迁今治也。”而始修于明代，完成于清代的《湖南通志故城考》说：“元初迁居陵镇，明初复唐旧置（今淮川）。”

前者认为，元朝之前，浏阳的县治一直在官渡。后者断定，除了元朝之外，其余各朝县治都在淮川。我们在翻阅明清的浏阳县志时，发现各版本的志对县治的所在也存在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明清时的县治在淮川，以及官渡确实做过浏阳的县治。

上世纪70年代末，冯辉腾的弟弟在老屋的基础上建新房，附近取泥时挖出了一些青砖，“可能是县衙的天井。”他根据挖掘面这样判断，还在院墙的旧基上还原了一堵墙，“应该是县衙的后院墙。”

依据镇南桥所在的位置，冯辉腾觉得当年的县衙应该在他家附近。那么，他所指的“当年的县衙”与嘉靖志里的说法，是一致吗？元朝以前的居陵是否一直是浏阳县治的所在？

宋代县令杨时要到几十里外休息？

走过热闹的步行街，来到才常广场，它被四周高楼环抱，“明清时期的县衙就在这一带。”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科科长任新民说。97岁的高福长年轻时见过县衙，“小时候经常到县衙里玩，规模比较大，正堂、班房（监狱）等建筑都齐全。”老人回忆，民国27年，县衙被日军的飞机炸毁了，燃烧后只剩一处班房。

而就在清代县衙旧址附近，鷃亭芳草、鸿阁斜阳是“浏阳八景”之二景，它们与一个人有关。那是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卒谥文靖，福建人）任浏阳县令，他在当时的县衙修过飞鷃亭，归鸿阁。

明嘉靖《浏阳县志》记载，“（飞鷃亭）在县治内仪门左。昔龟山政暇憩息焉。”如果元朝时才将县治从官渡迁到淮川，那么宋代的杨时在浏阳做县令，难道还特意在淮川建一座亭阁，在操劳政务之余，到几十里外的地方休息吗？

另据同治年间的《浏阳县志》说，杨时先建了飞鷃亭，后建归鸿阁，还写了《归鸿记》。其大意是，杨时看到县衙西北的一处地方，荒废已久，就想着将它开发了建个楼阁，会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一来，进一步认证了杨时在浏阳做官时，县治就在淮川。

“唐朝宰相裴休建隐相台于猿啼山，宋代李之传建遗经阁于西湖山，城中始建于晋朝的兜率寺、资福寺等，若不是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哪有如此多的建筑物？”潘信之曾专门作文《千年县治在淮川——浏阳故城考》，论证两地作为县治的可能性。他认为，淮川就是建县时的县治所在。

相较之下，《湖南通志故城考》中叙述的可能性更大。南宋末年，元兵杀戮，旧城遭殃。元初，将县治改设居陵（官渡）。到了明朝初年，又迁回淮川。

资料来源：《淮川街道志》、《清同治十二年浏阳县志》、《明嘉靖浏阳县志》、《雍正十一年浏阳县志》

特别鸣谢：市志档案局潘信之高福长

来源：浏阳网|

编辑：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