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构建包括政府救助的多重救助机制

浏阳网12月21日讯（记者 李小雷）蔺之没想到自己能获得一笔2000元的救助金。去年10月，家里患病的侄女蔺芳被人强奸后病情加重，蔺之一家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虽然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然而被告人家境贫寒，根本没有能力做出经济赔偿。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民政局、慈善会为蔺之发放了被害人救助金2000元。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物质救助的制度。

然而，这样的救助还只在小范围内进行——浏阳只是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的一块“试验田”，没有可循的法律法规。因此，蔺芳成了浏阳试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的对象，也是唯一一个。

救助判决书成尴尬的“法律白条”，出台《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试行）》

8月15日，浏阳制定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试行）》。首次救助对象，是蔺之一家。

时间回溯到2010年。当年10月，蔺之邀请同村村民方宏帮忙搬谷子，但让蔺之没想到的是，因为这次邀请，他让未满14周岁的侄女蔺芳遭遇了一场横祸。

在明知蔺芳系幼女且存在智力障碍的情况下，方宏仍采用引诱的手段，在10月至11月间，先后四次对其实施强奸。后经法医鉴定，蔺芳被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无自我防卫能力，受侵害后，她的精神疾患日趋严重。

同年12月6日，公安机关将方宏抓获并移送浏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被害人蔺芳家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方宏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但因其自身家庭困难，一直未对被害人支付任何赔偿金。

为解决蔺芳正常的生活困难，体现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案件办理后，市检察院多次前往市民政局、慈善会进行协商、沟通，共同开展对蔺芳的救助工作。

同时，市人民检察院还以此案为契机，与民政局、慈善会进一步商讨建立刑事被害人相关救助机制和工作联动机制，并于今年8月15日联合制定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试行）》，由慈善会从慈善捐款中拨付了2000元对蔺芳进行先期救助。

尴尬申请条件比较苛刻，救助资金捉襟见肘

然而，并非所有的刑事被害人都像蔺芳一样幸运。

市人民法院数据显示，仅今年一年法院就受理刑事案件830件1321人，但由于大量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

据统计，在市人民法院自2009年以来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害人能够通过调解获得赔偿的仅占全部案件的30%。

荷花街道杨家弄村的陈松就是这一人群的一个。2009年一场交通肇事案，导致陈松出现了智力障碍。尽管法院判决施害人赔偿陈松15万余元，但却难以到位。

“对方家里确实没钱，赔偿拿不到，也不知道这个钱谁来给，法院判决成了‘空头支票’。”陈松的父亲说，在看到检察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后，他也去申请救助，但一看申请条件，自己并不符合。“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等我们老了，孩子该怎么办？”

“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救助资金有限，单靠慈善不可能全面救助。”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科长詹法富介绍，救助的条件很苛刻，在浏阳基本没有一例符合申请条件的，“为了救助一部分刑事被害人，检察院才与民政、慈善部门联合制定了一个地方救助办法。”

破解构建包括政府救助的多重救助机制

“被害人救助工作最难的还是救助资金问题。”市委党校高级讲师李晓军说，检察院等三部门联合制定的“试行办法”，是在当前相关法律制度尚未建立的特殊时期采取的一种过渡性安排，既不同于国家赔偿，也有别于现行其他社会救助。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8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但目前很多试点地区的救助金都是由司法机关向上级财政部门申请或自己筹措的，救助工作捉襟见肘。

同时，救助对象和救助范围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申请条件还有待细化，救助金额也普遍偏低，财政救助款缺口也比较大，经费来源没有稳定保障，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顺利展开。

记者了解到，在浏阳开展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中，赔偿金额一般是2000到5000元，救助金来自于民政慈善部门筹款。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救助金数额有限，二是审批程序繁琐。

李晓军说，当前试行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是一种“救急”制度。他认为，应该有一部专门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对救助的对象、额度、程序和范围，有一个系统的规定，这样才能保证救助工作的落实，“如果单独立法有困难，也可以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加入到社会保障法中去”。

李晓军建议，刑事被害人救助采取以政府拨款为基础，社会捐赠为辅，一同建立基金的模式。救助额度可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浮动，可参考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文中蔺之、蔺芳、方宏、陈松均为化名）

来源：浏阳网|

编辑：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