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浙江民营企业家创业之初的“四千精神”。

“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面对新一轮发展机遇，浙商弘扬起“新四千精神”。

倘若从文化层面来析解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将着重点落于“浙商”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惊叹这一中国重要商帮的“冒险精神”：在政策条件还未明朗的时候，他们先人一步，嗅到了商机，并被改革史证明了其正确性。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寻找这群“东方犹太人”的商业基因，则可以从浙商文化来解读。“浙商之所以为浙商，抑或说浙商之所以能成为独特的群体，主要是浙江民营企业家群体共同所具有的精神秉性、文化品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王永昌说。

一路采访下来，当我们感叹浏阳企业内生力量不足，具有宏大视野的本土优秀企业家不够多时，浙商这种被烙上“低调、敢闯、共赢”标签的商业群体，其勇敢的商业精神、独创的商业眼光、聪睿的商业智慧，或可为浏阳企业家所学习。

鸡毛换糖和“投机倒把”

5月6日，中国第10个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浙江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启动。由此，义乌市场化进程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

这场试点的背后是义乌这个“世界超市”成长壮大的发展事实：2010年，义乌市场经营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商位6.2万个；义乌海关监管集装箱出口达57.6万个，中国小商品城市场成交额达456亿元，连续20年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

如此之大的一个“超级市场”，竟发起于“一个农妇与县委书记之争”。这个在义乌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大意是1982年5月的一天，当时邻县东阳把摆摊的赶出了东阳，大家便在义乌摆起摊来，而义乌有关部门也开始动手消灭“资本主义萌芽”，在义乌北门摆摊的农妇冯爱倩找到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地摊。

这场争论促成了谢高华对义乌农民生活状况和城里摆摊者的调查，而最终使他下了“宁可不要乌纱帽，也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决心。

从事鸡毛换糖者开始由马路摊位进入商品市场。而之前，这些被冠以“投机倒把”者，冒着“被割除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勇敢而又谨慎地从事着商品经济。”

“现在义乌商帮里很多人都是那样起来的。”义乌商报副总编辑丁丰罡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义乌商人具有的抢先一步、敢为人先的精神，“其实是长期以来求生求存发展的实践，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自己逼出来的。”

事实上，有着强烈脱贫致富愿望的浙江人，在改革春风激荡下，便毅然投身市场大海，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用‘四千精神’来形容第一代创业者的故事是再合适不过了。”4月6日，萧山区经济发展局办公室主任倪琰青对我们说，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从改革的艰难中寻求突破，“经历的何止千辛万苦，但总是在寻找千方百计。”

爱好学习与追求创新

“他现在经常学习，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把握，仍然相当准。”当我们问及浙商为何具有这“四千精神”而与其他商帮不一样时，萧山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斯国新仍以鲁冠球为例，讲述“常青树踏准每一步”的背后原因。

他认为，浙商整体都热衷学习，“这跟浙江人追求创新、谋求进步的前瞻思维分不开。”曾经在“不怕没有饭，只怕没事干”的社会价值观和事业观的支配下，浙商形成了“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

而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之时，光靠吃苦耐劳的“四千精神”已经不能应对，此时，爱动脑筋而又试图跨越的浙江人，又推出了“新四千精神”。

这句话被概括成“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的话语，是在新一轮发展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民营经济发展之困时提出来的。

我们深刻感受到，已经告别创业阶段的浙江民营经济亟待发扬“新四千精神”。萧山日报副总编辑金烽和鄞州日报副总编辑吴平的观点如出一辙：浙江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品牌和管理以及自主创新精神“成了大家最为看重的东西，并逐渐影响到富二代、富三代。”

“新四千精神”丰富了浙江精神内涵，对浙江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于浏阳而言，又何尝不是呢？在奔向“高速时代”的关键当口，我们更需要一批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和具有这种发展思维的企业家。

人才、观念和商道文脉

“人力资源优势是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金烽这样认为，他历数了萧山化纤巨头恒逸集团、道远集团类似燕昭王筑起黄金台求贤若渴的故事。

无论是萧山，还是在鄞州，这些浙江强县试图发展壮大“总部经济”的同时，“对人才的渴求，可以说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追求。”绍兴县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如是说。

在“中国袜业之都”诸暨市，对人才的追求直接体现在“诸暨院士经济”上。

为促进市域内六大产业的转型升级，诸暨市建立咨询院士专家组，数十名两院院士成为诸暨产业发展智囊团。企业与院士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及其创新团队建立产学研长效合作机制，从而推进产业的良性发展，激发创新和活力。

人才是核心生产要素，而观念上的创新则是企业和这些经济强县发展的另一法宝。“你来浙江十多年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向余姚日报办公室主任刘霞飞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最大的感受是观念上的不同！”刘霞飞这样回答。刘霞飞是湖南新邵人，大学毕业后就到余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现已定居于此的她，直言“浙江人的观念很新，他们没有小富即安的心态，口袋里有钱了，就会扩大再生产。”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王永昌则将这种观念归结为“溯江、环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浙江特有的文化习性和人文精神，使得浙江人更具有开放的胸襟和广阔的视野。”

而更多关于浙商的解读，大家更愿意从吴越文明和此地的商道文脉去追溯。在余姚市历史名人馆中，诸如王阳明、黄宗羲等事迹一一陈列，我们更是感叹此地历朝共出现过600多位进士的文化盛事。

这条中国县域经济强县轨迹，更是存留着一条厚重无比的文化之脉，这种“亦文亦商”的浙江商帮背后，是吴越文明尚文崇礼、崇信好义的现代表现。

“浙江人虽然很精明，但都非常讲诚信。”在义乌经营花炮的浏阳人涂岳说。而王永昌更愿意将这种精神翻译为“浙商文化品质”。

浙江人有什么？浙江人凭什么？采访至此，我们没有必要再次发问，我们需要清醒的是，湖南人还有什么？浏阳人还要准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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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浏阳网|

编辑：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