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隅萌芽”到“天下新风”，浏阳算学社的破局与启蒙

今年是浏阳算学社创立130周年。在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民族危亡之际，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浏阳发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科学救国运动。1895年8月，在老师欧阳中鹄的全力支持下，他们突破顽固士绅的重重阻挠，在浏阳奎文阁创立中国近代史上首个自然科学学术团体——浏阳算学社，成为中国科学教育近代化的里程碑。

从“算学社”到“算学馆”的艰难创生

浏阳算学社的诞生，是甲午战败后民族危亡意识催生的直接产物。1894年甲午惨败，谭嗣同痛感“中国事事见侮于外洋者，正坐全不讲求（科技）之故”。1895年春天，湘军在牛庄惨败的消息传至武昌，谭嗣同悲愤难抑，挥就《兴算学议》万言书，疾呼：“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遂提出“变法的急务在教育贤才，求才的第一步在兴算学”。之后，唐才常、刘善涵等联名上书湖南学政江标，请求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格致馆，但遭浏阳知县拖延、反对。

同年8月，因浏阳特大旱灾，书院公款用于赈济，原计划经费无着。关键时刻，欧阳中鹄挺身而出，与谭嗣同一起召集唐才常、刘善涵、涂启先等十位志士，每人捐资五十缗（注：一千文为一缗），于1895年8月在奎文阁创立了过渡性组织算学社，聘新化数学家晏孝儒为教习，首届招生16人。

在江标、陈宝箴等湖南开明官员支持下，算学社规模扩大，更名为“浏阳算学馆”，制定章程，并设山长、监院管理。教学内容从算学扩展至“制造之理，西方道器之精微”，订阅《申报》《万国公报》，引入时事与格致知识。其章程强调“培植人才，期臻远大，非为谋食计”，确立“算学为格致初基”的宗旨。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实用主义，指向科学精神的深层启蒙。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维新运动标志性成果的算学馆被查封。其存续虽短，却为近代教育转型树立了典范。

算学社创办中的“核心人物”

谭嗣同，是算学社创办中的思想领袖与架构设计者。他在算学社的创建中展现出卓越的思想家气质，提出“兴算学”救国论，撰写《兴算学议》，系统论证算学在军事、工业中的核心作用：“小可为日用之便益，大可为机器制造之根源……测绘驾驶、施炮准头皆赖之。”湖南巡抚陈宝箴赞其“识度、才气、性情，得未曾有”，下令刊印千册分发全省书院，此书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理论先声。

谭嗣同开创算学社制度构建，他起草《开创章程八条》《经常章程》等，首创融合中西的教育管理体系，涵盖入学考试、成绩考核、课外学习监管等，强调“重伦常，崇礼义”与“学以致用”并重。其数学思想更延伸至其哲学著作《仁学》，仿《几何原本》设“仁学二十七界说”，以公理化思维建构维新理论。

在《经常章程五条》中，设计的课程体系极具前瞻性。要求生徒研习算学之余，阅读《万国公报》等报刊，关注中外政事；更规划将数学应用于军事测绘——“借令用测量法施放枪炮，逐种绘图列表”，并设想开展农桑试验、矿务研究，使学馆成为综合性的科技实验基地。

欧阳中鹄，是算学社创办中的执行推手与资源整合者。他是地方名绅，也是谭嗣同恩师，凭借其政治智慧化解了诸多阻力。当谭嗣同的建馆方案受挫时，他果断支持转向民间集资办学；当旱灾爆发，他协调将建馆款项暂移赈灾，1897年赈灾结束后，又及时推动算学馆官办，以县赈灾余款八千两支持扩张，还将其宅邸作为维新志士的议事中心。在学术方面，删改《兴算学议》，以“聚珍版刷出”广泛传播。

唐才常，是算学社创办中的教育实践与维新扩音器。在教学革新方面，与谭嗣同共拟“废经课，兴算学”方案，授课强调算学与救国关联，提出“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推动课程结合时事，引导学生阅读西学报刊。

在社会动员方面，参与制定章程，后与谭嗣同创办矿务局、不缠足会等，将算学社经验扩展至实业与社会改革；其《浏阳兴算记》详述算学社如何引发全省“校经学会、德山书院、时务学堂”的连锁反应。在组织管理方面，他与谭嗣同共同拟定《开创章程》《经常章程》，确立招生规模（初定16人）、师资配置（总掌1人、分教习1人）及经费管理制度。其弟唐才质曾回忆，唐才常授课时“引锥画地，纵横往复”，将抽象数学与救国实践紧密结合。

刘善涵与罗棠，是算学社创办中的文书攻坚与地方协作。刘善涵起草关键文书《上江标学政》，力陈“无算学则诸学靡所附丽”，为学政批准提供理论依据；参与集资并联络维新报刊，后计划筹办《湘报》以延续启蒙事业，因资金短缺而放弃。罗棠作为“十同志”之一，联署请愿书并捐款，代表地方士绅对维新派的支持。其协作体现基层力量对改革的助推作用。

新旧交融的“教育实验”

算学馆在教学内容上大胆突破传统框架。虽以算学为核心，但馆内备有声光电化等西学书籍及《申报》《汉报》等报刊，要求生徒“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这种“西体中用、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使生徒在掌握数学工具的同时，形成开阔的国际视野。

在教学方式上，算学馆进行了传统书院与现代学堂的创造性融合。继承书院传统，保留季课（每年四次考试）、馆课（每月逢八考试）等书院考核形式，采用密封阅卷制度。创新学堂实践，引入“日记大簿”制度，生徒需每日记录学习心得、演算过程及创新见解；制定中国首部新式学堂管理章程，建立考核升级制度。突出应用导向，谭嗣同特别规定实践环节——学习测量法后需实地测绘行军草图，研究抛物线理论需验算炮弹轨迹。

在课程体系上，突破传统书院“四书五经”框架，以算学为核心，融入格致（物理）、制造、测绘等实用学科，建立中国首个科技教育课程体系。强调“即论西人致学，自算学始，不自算学止”，推动知识结构近代化。

在数学思想哲学化上，谭嗣同将数学演绎思维应用于《仁学》，以27条公理构建维新理论体系，开创“以数理思辨解构传统”的先河。这一尝试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科学方法的自觉接纳。

这一教育模式催生了显著成果。浏阳青年中涌现研习数学的风潮，如罗棠在《级数议》中独立推得微积分成果，在幂级数、尖锥术领域取得突破，达到当时国际前沿水平。更深远的是，算学社点燃了湖南知识界的科学热情——湘乡东山书院率先改制专授算学，岳麓书院增设格致课程，全省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从“一隅萌芽”到“天下新风”

唐才常曾精辟总结：“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海内豪杰之士，多归本浏阳一隅变法之功。”这一评价揭示算学社的历史地位：它虽偏居县城，却撬动了整个中国的变革进程。

湖南学政江标敏锐观察到算学社的破局意义，称：“非浏人一举而破其局，通其阂，则吾乌知是邦趋向之领壹、血性之充周，至于如此矣！”在算学社影响下，1897—1898年间湖南维新运动高潮迭起。

更深刻的变化在于思想启蒙。算学社成立被视作“湖南维新第一声”，梁启超评：“自此民智骤开，士气大昌……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896年后，浏阳学子在算学、洋务考试中“名冠全省”，倒逼长沙等地书院改革。

湖南从“疾恶洋务”的守旧堡垒转变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维新先锋省。谭嗣同自豪地记述：“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

从“历史遗产”到“教育创新”

浏阳算学社虽因戊戌政变于1898年被迫解散，但其精神火种从未熄灭。1996年，奎文阁旧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成为长沙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是科技强国理念的先声。谭嗣同“兴算学以致富强”的呼吁，与当代“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一脉相承。算学社揭示科学教育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尤其在“卡脖子”技术领域更需基础学科突破。

这是教育改革的历史参照。课程创新中其文理交融课程（算学+格致+时事）预演现代STEM教育；其管理章程中的“学业考核与品德并重”，对破除“唯分数论”有启示；其民间集资与官方支持结合的模式，为当代民办教育提供借鉴。

这是爱国主义教育载体。成员“捐资结社”“千磨百折”的担当，彰显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今日浏阳算学社旧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持续传递“科学救国”的精神火种。

这是地方经验的全国意义。“浏阳一县之试验引发全省变革”的路径证明：基层创新可以成为系统性改革的破局点。对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具有方法论启示。130年前，浏阳城奎文阁的算学灯火，照亮了近代中国科学启蒙的漫漫长夜。谭嗣同等人以“先小试于一县”的智慧，以“为一邑开风气，即为天下开风气”的魄力，在封建教育的铁幕上撕开一道裂缝，让格致之学、维新之思喷涌而入。从算学社到珠心算实验区，浏阳的实践揭示科学精神与教育创新始终是民族复兴的基石。

谭嗣同等人将数学从书斋推向救国前沿。浏阳算学社不仅是科技社团的起点，更开创了教育现代化与社会变革的本土化路径。其历史启示我们，在科技革命浪潮中，基础学科教育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而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基层实践智慧，永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值此纪念之际，重温这段“萌芽之萌芽”的历史，正是为了点燃新时代科学精神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