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楚强在浏阳抗日活动中的片断

——纪念浏阳老红军、老干部慕容楚强参加革命入党一百周年

文丨潘定术

1938年4月，慕容楚强到达长沙，回长沙的主要原因是，慕容楚强因在长征中得了伤寒症，造成双耳失聪，经党组织批准到武汉治病，病不见好，又来到长沙医治。慕容楚强将自己的情况向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负责人徐特立、王凌波反映。当时徐特立任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王凌波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上校主任，并兼任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他们两人介绍慕容楚强与当时的湖南省工委书记高文华接洽，高文华授权慕容楚强恢复浏阳地下党组织。

5月，慕容楚强回到浏阳老家，一到家门，满目凄凉，房屋全被反革命分子烧光，残木犹存，家母新丧，停柩在堂。七十老父还要自食其力，不禁痛哭一场。慕容楚强为了早日返回延安，要将母亲马上安葬，但他的父亲因封建迷信阻止。1938年5月，慕容楚强回乡后，经过审查先后恢复吸收了朱漱怀、邓英华、欧阳羽霓、欧阳士厚、彭庚山、陈惠湘、周南甫等同志的组织关系，吸收了慕容浩然、肖德生等入党。

1938年7月，湘鄂赣特委负责人罗梓铭回乡开展救亡活动，正逢慕容楚强回浏阳探亲养病，特委见他身体一时难以恢复，加之武汉被日寇占领交通不便，马上回延安工作已不可能，于是在1938年8月下旬，湘鄂赣特委为了加强浏阳党的领导，在慕家冲秘密召开会议，讨论了抗日救国各方面的工作。会议就调整浏阳县委、积极培养骨干、扩大统一战线，继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正式宣布慕容楚强担任中共浏阳地下县委书记兼统战部长。

待母亲安葬后，1938年9月慕容楚强来长沙通讯处办理返回延安手续，王凌波告诉他，武汉告紧，暂不能回延安，待有机会再通知他返延安。慕容楚强便向中央写了报告说明情况，请王凌波转报中央。慕容楚强当即返回浏阳老家。

因日寇占领武汉，封锁长江，周恩来、叶剑英在1938年10月27日抵达长沙，直到11月12日离开长沙。周恩来、叶剑英在长沙时，看到了慕容楚强给中央的报告，并联名回了信，对浏阳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以后的工作作了指示。当时想要慕容楚强与他们同行，但知他已回浏阳，时间来不及了，因此慕容楚强未能与周恩来、叶剑英同行，及时返回延安。好在罗梓铭的弟弟尚在通讯处，遂叫罗梓铭弟弟带给慕容楚强法币一百元，作为医疗补助。周恩来、叶剑英在联名信中给慕容楚强以亲切的慰问，大意是：你给中央的报告收到，时局紧张，希速转移至安全地区，家庭生活困难，在可能条件下当陆续予以接济。慕容楚强接到信后，感激流泪，马上赶到长沙，但周恩来和叶剑英已离开长沙到了衡阳，追赶不上，慕容楚强又回到浏阳继续开展工作。

到1938年年底，浏阳又正式成立了高田、清江等14个党支部，并设立北盛和永安两个区委，另设北盛中心区委。抗日宣传工作也发动了起来，各学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文光书院、卓然学校都组织了演出，借乘凉围炉坐谈机会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欧阳羽霓走村串巷，向群众报道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和前方将士杀敌守国的英雄事迹，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被誉为“羽霓日报。”

慕容楚强常说“耳虽聋了，而口没有哑，共产党员应以革命为终身事业”。他经常利用反动报纸的材料做宣传工作，影响了许多群众。为了了解革命胜利的消息，每天不论风雨霜雪，他必跑半里路到民众教育馆看报刊，有时看到革命胜利的消息，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到1939年春，浏阳县总计恢复和新建党支部43个，拥有党员600多人。

恢复和新建党支部这个任务，对慕容楚强来说是特别艰难又极危险的。大革命时期慕容楚强在浏阳参与领导农民运动，是国民党要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他从延安返乡后，一直被国民党紧紧跟踪盯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逐步开展，组织也日益发展。特委派来李盤山，不幸被捕，被押送浏阳县政府官办，慕容楚强闻讯后立即派同志去安慰他，要他站稳立场，同时设法凑了四十余块银元，将他营救出来，又送他回特委。这些钱都是慕容楚强的私资。

在浏阳县委专设统战部后，加强了抗日救亡中的统一战线工作。然而，由于刚刚经过十年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相当一部分人难于理解和接受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和策略。为此，县委曾召开多个会议，反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慕容楚强曾写信给国民党浏阳县党部执委张炉钧（张鑫）和浏阳第九区区长朱可奎，敦促他们早日走向抗日救亡道路。还专程见了浏阳北区抗日办事处主任刘正杰（刘若文）、八区区长陈振鹏、安内乡长邓毅然、永清乡乡长赵一堂等人，向他们阐明抗日救国的大义，激励他们共同抗日。

住在慕容楚强家附近的彭行苏，大革命时期几次带领联防队没收慕容楚强家的财产、三次焚烧他家房屋，害怕慕容楚强报复，慕容楚强主动派人告诉他，你烧我家的房子是两党之争，不是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我不会报复，只要他以后不再干这些坏事就算了，并指出现在日本大敌当前，我们应当团结抗日，保家卫国。刘正杰曾任过浏阳县“铲共”指挥部总队长，与共产党人有过难解之冤，对共产党的再度公开出现既害怕又不服气。刘正杰等人请慕容楚强到他们的部队赴宴，一面要他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一面又说共产党的力量不如国民党的力量雄厚等，慕容楚强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大敌当前，国难临头，两党应该真诚合作，团结抗日”，通过与慕容楚强忠诚坦率的交谈，他始知共产党人虚怀若谷，以民族大义为重，并表示要在合作抗日救亡中立功赎罪。历史证明，刘正杰等通过统战工作，在抗战时期确未出卖过民族利益。

自卫队长朱冬爱思想比较顽固，慕容楚强与他的父亲原是师生关系，慕容楚强就以抗日爱国者的身份，以师生友谊的关系给他父亲朱锡湖写信，责备朱冬爱倒行逆施的思想行动，进行规劝，使朱冬爱的思想行为有所收敛，有利于党的工作开展。1939年6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等5位特委负责人被杀害，壮烈牺牲，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果断采取措施，逐步把全省的工作转入地下，将公开工作转入秘密工作。湖南省委明确指示各级组织，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求各地已经暴露或未暴露身份的，均调动工作或撤离。这时，浏阳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在平江办事处工作的吴自立经过慕容楚强家附近的许家河，要参加过红军的许春阳写了一个条子给慕容楚强，条子上写着“平江出了事情”。接到条子后，慕容楚强知道敌人对平江办事处下了毒手，预计敌人会对自己下手了，马上要他的满弟和次子将文件藏起来，将平江事件通知各个支部，命令没有他的亲笔信，任何人不许到他家来。面对敌特的日夜监视，慕容楚强表现得非常镇定，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特务匪徒对慕容楚强的迫害犹如箭之在弦，乔装打扮成各色各样的人物，不时出入山冲，日夜放着流动哨，还有匪特伪称新四军散兵人员，或求助路费，要求找嘉义方面的关系。慕容楚强将计就计，热情地招待他们，丝毫不恐惧或表示怀疑，并指责国民党中少数顽固分子不顾国家安危违背合作精神，残害我党同志。国民党方面来了人，问慕容楚强对这些事情应采取什么态度来处理时，慕容楚强回答，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仍本着宽容态度来处理，不采取任何报复手段，只希望国民党少数顽固分子幡然悔悟，真诚合作来打败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时说明自己因耳聋组织才允许退休，因此与嘉义方面无联系，并将带回的《列宁选集》等给他们看，书桌大柜也不落锁（秘密文件早已隐匿），任他们翻阅。如此两次，均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又见他耳聋，雷声不闻，故未急加迫害。

在此种情况下，亲友纷纷劝他火速离家，以免危险，慕容楚强仍安然处之，请他们不必担心。其实慕容楚强比他们更加了解情况。抗战初期（1938年—1943年），中共浏阳地下县委七个成员中，六个被杀害牺牲。但未得到组织允许，决不能贪生怕死、擅离岗位。不过，慕容楚强已将县委工作交给接替人欧阳羽霓、欧阳士厚两名同志，同时积极找特委关系。特委考虑到慕容楚强因耳残不能应付险恶环境，特派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长罗其南来他家传达特委命令，要他迅速转移离开浏阳，到新四军去，又说要给他六十元作为今后的生活费用。慕容楚强没有同意，也没有接受这六十元，他深知当时地下党的经费来源困难，应留给其他地下党工作同志作生活费用。

1939年10月，慕容楚强交卸工作给欧阳羽霓，并委托县委工人部长彭庚山为联络员，以便及时与县委联系，暗中指导浏阳县党的工作。慕容楚强改名罗楚强，妻子罗慈云改姓慕，携家属潜居湘乡，一边织布谋生，一边继续开展工作，以书信形式，或派长子慕容博爱与浏阳县委保持联系，指导工作。1940年5月，敌特暗杀了浏阳县委书记欧阳羽霓。县委联络员彭庚山秘密赶赴湘乡向慕容楚强作了汇报。慕容楚强指定由欧阳士厚接替县委书记工作，反复叮嘱隐蔽斗争既要有铁汉子的意志，更要提高警惕，讲究斗争策略，同时要求做好烈士家属的抚慰工作。欧阳士厚在危难之中坚持隐蔽斗争两个月后，被迫转移到湖北潜伏。而慕容楚强仍在湘乡开展地下工作，坚持到抗战胜利直到全国解放。

（作者系潘心元烈士嫡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