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潘定术

少年时读《盛世危言》，开始了解谭嗣同

1898年是戊戌年，毛泽东5岁。这一年中国发生了维新变法，实行了百日新政，史称戊戌变法。这个运动的倡导者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

1908年到1909年，少年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时读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是郑观应1893年写成，对戊戌变法曾起到过先导作用，这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当时比较流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毛泽东后来回忆称“非常喜欢”这本书，书里提出的一些倡导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深深地感染他。通过这本书，出生在偏僻小山冲的毛泽东了解到了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书中的观点让他耳目一新，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激起了他探索真理的愿望，产生了走出乡关的冲动。

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走上了求学之路，来到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此时年轻的毛泽东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受到了新学的启蒙，从喜读“杂书”到接触“新学”。所谓“新学”，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那一批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要求变法自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与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提倡废科举，兴学堂，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封建旧学所区别。当时欧风西雨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从理论上提出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通商救国、变法强国的主张，并在实践上进行了维新变法。

但刚从偏僻的韶山冲走出来的毛泽东，因为信息闭塞，并不十分清楚郑观应的主张已在1898年谭嗣同等领导的变法中失败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

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毛泽东的历史老师贺南纲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课堂上就开讲了毛泽东非常喜欢的梁启超著作。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借给毛泽东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其中就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赞同康梁学说，也十分欣赏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他们的学说很是了不起，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对康梁设计救国的方案和理想社会十分钦佩和向往，并由此产生了对康梁的崇拜之情。

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第一次在学校墙壁上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时，还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此时毛泽东也不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观点立场上有根本的不同，更不知道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在如何救国方面的分歧、论战和交锋。

研读《仁学》，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迈理想

1911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后在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在此期间，青年毛泽东大量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使他继“崇拜康梁”之后，又受到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反封建思想的启蒙，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为后来响应新文化运动并参与其中铺平了道路。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受教于杨昌济。毛泽东所写的一本《讲堂录》就是这年的课堂笔记，抄录了很多谭嗣同的语句和评语。1914年春，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学校合并，杨昌济、毛泽东师生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4年在一师求学初期，杨昌济对学生讲述戊戌变法中被杀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并讲解他的著作《仁学》。杨昌济之所以热衷讲解谭嗣同以及《仁学》一书，是因1898年杨昌济用“杨鳌”的学名进入岳麓书院研习，在此期间积极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并加入南学会、不缠足会等组织。

杨昌济参加南学会活动时，南学会负责“随时酬答”联系会友的工作。谭嗣同在同一天还亲自回答了会友杨昌济问四种民主之法则“何种最好”的提问。谭嗣同回答：“总之，眼光，注定民身上，如何可以救民。”杨昌济从谭嗣同那里受到了“以民为主”而不是“以君为主”的启蒙思想教育。

在回答毕永年提问时，谭嗣同引用王船山的话：“抱孤心，临万端”，表示“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效耳”。哲学家冯友兰评价说，“谭嗣同回答了当时时代提出的问题，指明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就这两点上说，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大运动的最高理论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中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大哲学家。”

杨昌济对谭嗣同非常佩服，并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社会名流讨教，获益匪浅。杨昌济说：“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在杨昌济的直接影响下，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并加以深刻研究。

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将佛学、西学和张载、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以及过去学到的儒家、墨家等学说杂糅在一起。《仁学》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纲常名教，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反清思想为核心，全面地展示了谭嗣同的哲学、社会政治、民主及反清主张等方面的思想内容。在《仁学》自叙中，谭嗣同高声呼吁冲破利禄、俗学、群学、君主、伦常之网罗的精神，并用其短暂的一生，尽力探索宇宙之真和救国之道。

毛泽东非常赞赏谭嗣同冲决封建罗网精神，反对唯心主义理学和自我牺牲精神。对《仁学》中的某些辩证因素的哲学观点，如气化日新思想、动胜于静、雷风相搏的斗争精神、心灵不死的精神本体等，毛泽东在读书批语中即有引用类似《仁学》使用的哲学语言。

杨昌济还特别看重《仁学》中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一时间研究《仁学》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特别用功。学生们的日记和笔记，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毛泽东的同学张昆弟在1917年7月31日至10月2日的日记中，就记录毛泽东的两次谈话：“9月23日与毛泽东游昭山，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亦然之。”“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宿蔡和森家，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受《仁学》之影响，认为人生只关注衣食住则人生无价值，希望中国出现如谭嗣同、陈独秀那样的大革命家，要建造理想之世界、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世界，人心与体力合行则会成功。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初期，受杨昌济的影响，读了蔡元培翻译的德国鲍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全书不过十万来字，毛泽东在书眉头上却写了一万四千多字的批语。批语有很多地方是根据先秦诸子、宋元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诸人学说，加以综合、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所发挥和批判的很多崭新的意思，常是发前人之所未发。

听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讲“船山之说”

我们知道谭嗣同的《仁学》吸收了王船山学说，谭嗣同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由于浏阳三位谭嗣同的老师对王船山推崇备至，谭嗣同较早就接触研习了《船山遗书》，并由此而及《张子正蒙注》《周易内外传》等。但谭嗣同主要吸收了王船山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学说，对船山思想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

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在老师欧阳中鹄的影响下，谭嗣同自幼喜读王船山遗书，对王夫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认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从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自称“私淑船山”。王船山学说吸收了《易经》思想，谭嗣同在给老师刘人熙的信中说，“迩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临览博取”。

谭嗣同研究船山之说有一个特点——也是从《易经》开始的，认为王船山“以其多发前人之未发”“诚非汉魏唐宋诸儒所及也”，立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的宏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梁启超认为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谭壮飞研究得很深。谭嗣同曾教梁启超读《船山遗书》，是把复兴中华民族的宏伟希望深深寄托在船山思想的发扬光大之上，他说：“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谭嗣同高度评价王船山的气节：天下自乱而我自治。他纵情高呼：“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1877年（一说1880年），谭嗣同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1889年，谭嗣同师从刘人熙，买了一套《船山遗书》，开始攻读。欧阳中鹄、刘人熙两位学者都是终身研究船山学的专家，刘人熙更是“可怜一卷船山学，壮岁抄书到白头”，他声称自己非常景仰王船山，虽不能达到王船山学问的高度，但心向往之。《四书训义》是王夫之阐发孔孟之学的重要著作，刘人熙对它给予高度评价：“阐邹鲁之宏旨，畅濂洛之精义，明汉唐之故训，扫末学之秕糠，儒林鸿制，伟矣皇哉！”1914年，刘人熙在长沙思贤讲舍原址上创建了船山学社，是长沙船山学社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社长，以后便成为湖南文人学士研讨王船山哲学及湖湘文化的学术中心。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与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是好友。贯通中西是杨昌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时常给学生讲理学、西学，在传统学问方面最推崇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研读最精而终生不辍的主要是王船山、曾国藩以及谭嗣同著作。

杨昌济特别注重对毛泽东等学生进行课余辅导和课外活动指导，他和黎锦熙租下长沙浏正街李氏芋园（李星沅公馆），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就有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学生有毛泽东、蔡和森、萧三、陈昌、罗学瓒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秋，每逢周末，他们都到李氏芋园或杨昌济家中求学问道，研究有关哲学问题。1915年暑假前期，毛泽东没有回家，就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辅导哲学，并阅读康德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杨昌济讲授《伦理学原理》一书时说，“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王船山学说亦间取之”。杨昌济在其日记、文章和自编的教材中，极力推崇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湖湘文化中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杨昌济将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王船山、谭嗣同的豪杰人格思想相融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并成功地嫁接在毛泽东等青年学子身上，实现了他“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理想。

对刘人熙主讲的船山之说，杨昌济不仅自己去听，而且鼓励学生们去听，认为“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杨昌济在日记中说：“阅熊萧二生日记，知船山学社切实讲船山所著之书，此事深惬鄙意。刘艮老（即刘人熙）之绪论亦甚平实。”毛泽东同学萧三也曾回忆说：“长沙城里曾有人组织过‘船山学社’，每逢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夫之的学说。毛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除了通过杨昌济传授船山之学外，还曾直接到船山学社听刘人熙讲船山之学。毛泽东约请同学前往听讲是受了杨昌济的鼓励。某种意义上，刘人熙不但是谭嗣同的老师，而且是毛泽东的老师。

从“经世致用、经邦济世”到“实事求是”

谭嗣同在著述《仁学》过程中，积极开展维新变法活动，1897年10月，谭嗣同与欧阳中鹄、唐才常一起，在浏阳文庙成立算学社，是中国近代史上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教授算学、物理、地理等学科，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萌芽。当时，湖南推行新政，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讲授新学。1898年初，谭嗣同接受了倾向维新思想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参与时务学堂教学与管理，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据《唐才常烈士年谱》记述：“公（谭嗣同）素服膺王船山之学说，及主讲时务学堂，日以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谭嗣同又勉励诸生，把王船山的《黄书》《噩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日知录》，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让他们熟读，“时共研习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为革命之先导”，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既是团结各界人士的场所，又是讲学议政之处。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写道：“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在维新派活动时期，全国设立的学会、学堂和报馆共五十一所，湖南即占了十六所。作为主笔，谭嗣同在创办的《湘报》以及《湘学新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演说与文章，如《论电灯之益》《论全体学》《论湘鄂铁路之益》《论中国情形危急》《报章文体学》等文章，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变法自强，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与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谭嗣同热情鼓吹发展中国铁路事业，指出：今日之世界，铁路之世界也。有铁路则存，无则亡，多铁路则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且要把郭嵩焘所首倡的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主张由理论变成实践。

毛泽东对谭嗣同宣传办报、办学会、设学堂等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中说：“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变法自强的呼声，时透衡云澈云梦，中国在转变，湖南在转变。”

毛泽东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中说：“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在评论时务学堂功用时说，“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毛泽东这里指出的经世学问，是从王船山“即事穷理”开始的，经魏源后被谭嗣同所接受并深入研究。谭嗣同在《致刘淞芙书》中“于时方为驰骋不羁之文，讲霸王经世之略”之实学，由杨昌济传至毛泽东，最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理念。

毛泽东还对时务学堂的学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毛泽东对戊戌变法时务学堂的命运给予了深刻的同情，“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焚烧了”“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然而湖南士气，却愈压愈振”。对谭嗣同在湖南的维新运动，毛泽东认为“乃未久而熊逐谭杀，亡清政府以其官力施于湖南，新锐顿挫，事业旋亡。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对戊戌变法的反思，毛泽东致罗璈阶（罗章龙）信说：“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辕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毛泽东从谭嗣同、唐才常领导的湖南变法活动中领悟到了由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以及辛亥革命中产生的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湖湘文化的特点，对此极表认同和向慕，并深华到“实事求是”的理念，认识到人心士气的重要，民众力量的重要，完成了从书生到进入社会实践融入民众运动的转换，从崇拜康梁和孙中山转变为崇拜陈独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了。

（作者系潘心元烈士嫡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