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永新

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毛泽东排除万难，艰辛探索，为领导秋收起义和开辟正确革命道路，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

我们今天重温秋收起义这段光辉历史，全面了解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历史条件、伟大创举和重大意义。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激励着我们更加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一、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历史条件

我们都知道是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那么，为什么是由毛泽东来领导秋收起义？他为什么能领导秋收起义？众所周知，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实行教育救国。但他早年在长沙求学过程中，先后领导学生参加过两次武装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自身的军事素养、组织上的安排，以及下面这三个方面的条件，使得毛泽东当之无愧地成为秋收起义的领导者。

（一）理论探索有准备在理论方面，毛泽东具备了两个条件。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之前，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理论探索。他接触、学习，进而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决心在中国大地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挽救民族危亡。同时，毛泽东在之前的革命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首先，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救亡图存，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寻求救国真理。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馆助理员。在这里，他有幸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现场演讲，阅读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广泛接触学者，探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

1936年他曾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日趋广泛。12月，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到北京，其间，他阅读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1920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多次拜访陈独秀。两人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毛泽东后来曾表示：“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毛泽东这样说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这段经历中，毛泽东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这为他后来领导秋收起义创造了理论条件。

其次，毛泽东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毛泽东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1920年11月，在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中的暴力革命学说，认为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开展武装斗争。如1927年3月至4月，毛泽东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刊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有一段关于“革命”的著名论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面对湖南革命的严峻形势和当时中国国情，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地区，这便是他的“上山”思想。毛泽东首次提出“上山”思想是1927年6月中旬，当时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召集因马日事变逃到武汉的两百多名湖南同志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大家应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毛泽东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在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发生以来得到了发展。最初是在城市武装斗争失败后的一种被动选择，进而变得更加明确，成为保存武装力量、造成军事势力的首选，蕴含着对革命前景的乐观考量。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上山’绝不是落草为寇，而是退到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在武装斗争中将军事力量与民众力量相结合，占据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渐进发展。”再加上毛泽东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清醒认识，故而在八七会议上，他明确提出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在他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日益丰富起来，最终升华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上山”思想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发展作出了探索，而且为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情况明了打基础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秋收起义，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就是他对湖南及湘赣边的情况，对工农阶级非常熟悉和了解。

首先，毛泽东了解湘赣边情况。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注重社会实践，既重视读“有字之书”，又重视读“无字之书”。1917年夏和1918年春，毛泽东对长沙周边的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广泛接触城乡各阶层，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也为后来保存秋收起义部队的有生力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就是位于湘赣边界的浏阳文家市镇。1917年，毛泽东随一师同学陈绍休来到文家市，当时就住在陈绍休家里。他到陈家后，主动深入当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宣传救国救民主张。他访问过当时的必达学校、里仁学校和附近的农民，与学校教师、有志青年广交朋友，了解群众疾苦，动员群众起来闹革命。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文家市的民情、文家市的山水地貌可谓了如指掌，这为他以后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并决定把起义部队带到文家市会师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与江西安源有不解之缘。安源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他长期在安源开展革命活动，使安源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方热土。而安源与文家市距离不足百公里。

其次，毛泽东了解工农群众。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曾经筹办工人夜学，并兼任甲班的历史课教师，他以通俗、生动的讲授方法，成为深受工人欢迎的教师。1921年10月下旬，为贯彻党的一大决议，毛泽东以走亲访友的名义第一次来到安源，了解矿工的生产生活情况。此后一直到1923年4月，毛泽东先后6次到安源。在这里，他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安源路矿工人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基层党组织、创办工人学校，领导自治组织、引导工人走上革命道路，领导了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运动。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家乡韶山养病，他一边养病，一边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生产生活情况。经过同各种人的接触和调查，毛泽东了解到韶山及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他还秘密建立起党团组织，领导农民开展争取权益的斗争。农民阶级对革命的需求以及较为坚决的斗争精神，给了毛泽东很大的触动。正是在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名的文章。文章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深刻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见解，无疑是他思考农民问题的智慧结晶，也是他日后开辟正确革命道路的铺路石。1926年1月，毛泽东担任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引导学员针对农民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并把一部分调查报告和调查材料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研究和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材料。特别是他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这一精辟论断，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1927年初毛泽东专程到湖南做了32天考察，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通过这次考察，看到了农民中蕴蓄的革命力量，认识到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这为他后来创建一支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革命军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革命低潮敢担当面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酷的革命环境，毛泽东来领导秋收起义，是他作为一名革命者的责任担当，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战略家独到的深邃眼光。毛泽东是我党最早认识到“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共产党人之一。1927年7月上旬，在武昌的寓所中，毛泽东和蔡和森谈到湖南形势和积极主张讨伐国民党将领唐生智时，他们一致认为，武汉形势已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于是，决定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提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这在当时国共两党未完全破裂，党内部分领导人甚至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是非常可贵的。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与会代表，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全面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要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开展武装斗争，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赞同。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中践行了“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婉拒了瞿秋白让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提议。当时，湖南省委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同志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中共中央最后决定，委派他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不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回到湖南来，毛泽东的这个选择是在敌我矛盾尖锐的革命形势下作出的。毛泽东后来在接见意大利和奥地利友人时曾说道，“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

毛泽东这段回忆客观剖析了自己当时的心态。尽管毛泽东也“留恋城市”，但他主动应对危机，勇于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武装革命，“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这其中，毛泽东对党的命运的担当，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担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革命理论的探索、对革命情况的明了，以及他的担当精神，都促成了由他来领导秋收起义。

（作者系长沙市社科联特约研究员、浏阳市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