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课题组组长：孙家栋

课题组成员：王斌 罗柱 张立雄 刘瑞琼 左宗勇

浏阳第一区苏维埃政权（又称“双洞”苏区）始建于1928年11月20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时间较早、存在时间较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它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它的创建和发展，是浏阳革命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巨大牺牲结成的革命果实。“双洞”苏区存在了近十年时间，多次受到党中央、湖南省委及湘鄂赣边区特委的表扬和肯定，成为湘鄂赣苏区建设的一面旗帜。在全党上下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的今天，研究发掘浏阳“双洞”苏区历史价值和精神内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双洞”苏区建设发展情况

“双洞”地区位于浏阳沿溪大光洞和仁和洞地区，与平江辜家洞接壤，地势险要，从1926年开始当地群众就在党的领导下与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开展英勇斗争。1928年浏阳沿溪暴动胜利后，王首道、张启龙、黄公略等研究决定，将以大光洞、仁和洞为中心的方圆百里的农村划为浏阳第一区，积极筹划建立苏维埃政权，以便进一步实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规模。11月20日，浏阳县第一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湘鄂赣特委、湘东特委、红五军红二纵队等相关负责人出席指导。会上正式成立了第一区苏维埃政府，选举刘建中等13人为区苏维埃政府委员，推选刘建中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粮食、土地、财政、文化、裁判、赤卫各部，并确定该区共管辖12个乡，成立时人口有5700多人。同时，红二纵队和浏东游击队在“双洞”地区进行整编，依托“双洞”地区有利地形和良好的党群、军民关系开展游击战争，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提供了保障。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解决贫困农民土地问题，调动人民群众革命积极性，决定以“双洞”地区为试点，实事求是地采用分耕制的方法开展土地革命。

第一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的成功经验，促进了全县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随后全县其他各区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1930年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双洞”所在的第一区扩大到沿溪、官渡、达浒等乡镇。由于革命形势变化，“双洞”苏区在历次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中，遭受多次屠杀血洗，地域不断缩小，人口急剧减少。但在地方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坚守山中，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到来，才下山参加新四军，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二、“双洞”苏区的历史贡献

“双洞”苏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根据地，为根据地建设探索了一系列经验，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它是苏区创建的典范，也是土地革命的样板，既是党群同心的标杆，也为游击战术提供了教案。这些历史性贡献，在湘鄂赣根据地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苏区创建的典范

从1928年中共浏阳第一区委、第一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到1937年最后一批人员加入北上抗日新四军结束历史使命，前后近10年时间，“双洞”苏区一直坚持革命斗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成功范例，成为湘鄂赣根据地“十年红旗不倒”的模范苏区。

1.加强组织保障，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双洞”苏区成为湘鄂赣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典范，党的坚强领导是决定性因素。秋收起义后，廖克平等受毛泽东指派回到浏阳，随后来到“双洞”地区，联络革命同志，恢复党组织，秘密组建工农武装，打击地方反动势力。1927年10月，王首道回到浏阳后在仁和洞恢复了第一个党支部，随后在东乡成立中共浏东特别支部，直接领导整个东乡的革命斗争；1928年7月，中共浏阳县第一区委在仁和洞成立，成为“双洞”苏区创建直接推手和领导力量。1929年1月，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得知刚成立不久的“双洞”苏区受到“围剿”，损失惨重，立即指派张启龙回浏阳担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左之前回到第一区任区委书记，加强领导力量，组织“双洞”苏区开展抗租和春荒斗争。1931年冬“双洞”苏区再次受到重创，县委委派邓洪率领20多名精干力量，冒险进入“双洞”，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在反“围剿”斗争中，“双洞”苏区遭受敌人多次屠杀，幸存的革命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守山中，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双洞”苏区能够“红旗十年不倒”，党的领导贯穿始终，从未缺席是重要原因。

2.开展武装割据，主力红军整编壮大。1928年初，张启龙、王首道领导浏东游击队，利用“双洞”山区利于隐蔽的地理优势，昼伏夜出，袭击敌人。通过安插游击队员潜入敌营、乔装敌军部队、假扮迎亲队伍等方式，巧妙铲除驻守敌军，沉重打击敌人，声势越来越大。由于浏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浏阳县委得以恢复。县委一面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一面开展“五抗”斗争，并以大光洞、仁和洞为中心，在浏东游击区开始筹建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割据。鉴于“双洞”地区革命基础和发展形势，10月，黄公略遵照铜鼓幽居联席会议的决议，率红五军第二纵队进驻浏阳仁和洞一带，与浏阳县委领导的浏东游击队进行合编。红二纵队随后开展了沿溪暴动，取得了胜利，控制了从沿溪桥至仁和洞、大光洞等方圆百里的广大地区，真正实现了武装割据，为“双洞”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红五军发展壮大和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基础。

3.实行党政分设，民选政权代表广泛。“双洞”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与其他地方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运行方式不同，这里实行党政分设、民主决策，科学设置政权机构，既体现了党的领导地位，又赋予苏维埃政府实际行政职权。1928年沿溪暴动后，在湘东特委、湘鄂赣边区特委及第一区区委的组织下，以仁和洞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设仁和洞、大光洞、黄昙等十二个乡。当时区苏维埃代表是自下而上产生，各村苏维埃代表先由各村党支部酝酿候选人，由群众选举产生后参加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及委员7人，再参加区苏维埃代表大会。11月20日，第一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仁和洞召开，正式成立浏阳县第一区苏维埃政府，到会代表有50余人，选举产生主席和委员9人，推选刘建中为主席。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各级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工农兵当家作主，受到了普遍的支持和拥护。根据工作需要，“双洞”苏区苏维埃政府设立了财务、拥红会、互济会、反帝拥苏大同盟、妇女会、青工部、劳动部、土地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裁判等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4.凝聚革命力量，群众组织迅速发展。为充分发动群众，“双洞”苏区相继成立了农会、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共青团团员是当时农村中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战争中带头执行任务，负责宣传活动。他们主要是16至20岁的工农子弟，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介绍人提名，支部讨论通过，三个月候补期表现良好后才能成为正式团员。当时乡党支部有一名青年干事，专门领导团的工作。妇女联合会主要担负慰劳伤员、洗衣补衣、送茶送饭等工作，每村设一名慰劳队长，各乡设一名慰劳主任。她们也参加自卫队战斗、斗争土豪地主、参加站岗放哨、化装到白区侦查敌情、为白区地下组织运送物资等。敌人进行经济封锁时，她们经常化装潜入白区为红军购买日常用品，积极鼓励自己丈夫参军参战。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团结了革命群众，凝聚了革命力量，为苏区建设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党群同心的标杆

“双洞”地区从党组织建立开始，就立足当地实际、深入劳苦大众，发展先进分子入党。浏阳第一区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农会、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组织赤卫队、布置农民哨等办法，结成了党群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成为湘鄂赣根据地党群同心的标杆。

1.服务群众，一心为民奋斗。秋收起义前后，双洞地区各种苛捐杂税繁多，土豪劣绅更是倚仗守望队、挨户团等反动武装，明目张胆地到农民家中催租逼债。为保护农民劳动成果，“双洞”苏区党组织积极开展抗租和春荒运动，通过墙头标语、散发传单，发动群众不向地主交租，组织广大农民抗租，阻止地主、富农将粮食运送出境；开仓发粮，将地主的粮食平价或无偿分配给无粮少粮农民；为打击守望队、挨户团等反动武装，积极组织游击队、赤卫队等工农武装举行暴动，将敌人赶出“双洞”地区，将缴获的武器和物资分给群众。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浏阳第一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便立即组织查田分田，开展土地革命。

2.响应号召，积极支持革命。“双洞”苏区的好政策让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苏维埃政权也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加上红军纪律严明、听从指挥，不打人骂人，借物必还，有损必赔，与广大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许多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为游击队放哨、送信、侦察敌情。当敌人兵力增强时，就深入敌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虚张声势地牵制敌人。随着红二纵队的不断发展，地主武装和反动驻军改变策略，除不停的武力“围剿”外，还对双洞苏区进行经济封锁。为解决苏区物资匮乏问题，许多革命群众拿出自家余粮支援革命，有的还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运送粮食、子弹、药品、食盐等，帮助红军渡过难关。

3.军民一体，誓死保卫苏区。1929年1月，敌人对“双洞”苏区进行全面疯狂“围剿”，大批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房屋被烧毁，仁和洞、大光洞几乎成了无人区。此时，红二纵队闻讯返回第一区，协助恢复党组织，重建苏区政府。红二纵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帮助“双洞”苏区组织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帮助群众既能在平时参加生产，又能在战时打击敌人。为帮助“双洞”苏区抵御敌人侵扰，红二纵队用缴获的枪支武装当地群众，帮助群众从斗争中学会战斗。同时红二纵队指导“双洞”苏区群众在仁和洞枸树岭、山枣坳等地修建炮台等军事设施。在抗击敌人的过程中，“双洞”地区赤卫队利用山多林密的有利优势，曾经创造了6名赤卫队员用梭镖刺杀19名敌人的壮举。1929年1月，红二纵队离开“双洞”苏区，先后消灭了附近地区多处挨户团和反动驻军，巩固了“双洞”苏区周边的稳定。

（三）土地革命的样板

从整个湘鄂赣边区土地革命看，土地革命自1928年下半年开始，因为没有经验，没收土地之后，大部分地区都实行“共耕制”，这与当时各地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推动困难。“双洞”苏区开展的以“分耕制”为核心的土地革命运动，由于切合实际，得到群众的热烈响应，取得了全面成功，直接推动浏阳土地革命迅速发展，成为湘鄂赣根据地土地革命样板。

1.因地制宜，推行“分耕制”。“双洞”地区地主剥削严重，90%的土地属于地主所有，绝大多数农民是佃农。浏阳县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大范围开展土地革命、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条件已趋成熟，在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实行以“耕者有其田”为核心的“分耕制”。土地革命以乡为单位，没收地主富农土地，按人口进行统一分配，红军战士、革命干部均分得土地，每人得田均在一亩以上。地主、富农也按人口分配。乡苏维埃政府还为每个农户颁发印有户主姓名、土地面积、乡苏维埃政府印章的《土地使用证》。对国民党军队中的浏阳籍士兵，确定不是反动分子的，也予以记名分配土地，只要人回来，立即可以分配田地，这为当时争取和瓦解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2.灵活多样，发展苏区经济。“双洞”苏区确立了多项重大土地革命和经济政策，发展苏区经济。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双洞”苏区组织了专门队伍，清理地方公产积谷；焚毁地主的契据、借据；取缔一切苛捐杂稅，以统一累进税作为政府开支。红军战士的田，由当地干部帮助耕作，并派专人负责管理。对于脱产干部和红军家属所分田地派人代耕；各机关人员实行礼拜六替家属做工，星期天在可能范围内帮农民做工；农忙时节，红二纵队也参与支援生产。同时苏维埃政府在沿溪桥附近的福庆寺、独木桥附近的博公岭，分别设置120亩和150亩的土地，成立雇工农场，其收益用于公益事业支出。对于地面积较大、性质相同的森林、矿山、河道、水利设施等不便分配的土地，由乡苏维埃政府统一管理。实行市场交易买卖公平，打击投机倒把，平抑苏区物价，有效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了苏区经济稳定。

3.分田经验，迅速得以推广。随着“双洞”苏区土地革命的顺利实施，浏阳其他各区争相效仿，全县四分之三的苏区都开展了土地革命。尽管工作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左”倾错误，但是由于“双洞”苏区经验的及时推广，让土地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彻底打破了封建的土地关系，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革命积极性进一步高涨。1931年8月，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决议：深入推动土地革命，收回已分给地主豪绅家属的土地，没收富农多余土地和生产工具。富农按劳动力分配土地，雇农、贫农、中农和红军士兵及其家属，一律按人口平均分配。红军士兵原籍在苏区的，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分配其土地。原籍在白区的，以乡为单位设立红军公田，由群众共同耕种，田地收益交给红军。这些土地革命的做法，基本上都是王首道、张启龙等同志到湘鄂赣省委工作后，对浏阳分田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四）游击战术的教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强我弱，这就需要党组织和革命军队因地制宜，与敌人斗智斗勇，只有先保存自己、然后才能谋求发展。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二纵队进驻“双洞”、统一指挥湘鄂赣边区的主力红军之后，不断实践探索，总结出一套游击战争经验，成为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制胜法宝。

1.敌强我弱的严酷现实，催生游击战术思想。1928年初，张启龙回到浏阳后，与王首道一起在浏阳东乡联络隐蔽下来的党员，以“双洞”地区为根据地，秘密组建浏东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们迫不得已改变战斗方法，利用双洞山区利于隐蔽的地理优势，紧紧依靠革命群众，昼伏夜出，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巧妙周旋。1928年6月，浏东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张坊，途经江芦塅时，突然发动袭击，处决反动团总孔绍四，收缴枪支，开仓放粮。1928年9月，浏东游击队从根据地仁和洞开往官渡、永和、张坊等地，通过安插游击队员潜入敌营、乔装敌军部队、假扮迎亲队伍等方式，巧妙铲除驻守敌军。这些迫不得已的战斗方法，没想到大获成功，这让大家深受启发，每次战斗都精心策划、灵活运用，逐渐形成了“打游击战胜算大”的朴素思想。

2.红二纵队的战斗实践，摸索游击战术规律。平江起义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没有迅速撤离平江县城，想通过击败敌人的进攻来提高士气和树立部队声望，遭受敌人20多个团的“围剿”，部队损失惨重。彭德怀、滕代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后，黄公略留在湘鄂赣边区，独立坚持斗争，也急于寻找出路。1928年10月，黄公略亲自率领第二纵队二百多人进入“双洞”苏区，将浏东游击队的队员与红二纵队具有作战经验的指战员混编，相互取长补短，有效提升了部队军事素养和游击战能力。在随后的沿溪暴动中，红二纵队利用敌人主力调离、驻军分散的机会，集中兵力消灭敌一个加强连，并在敌增援部队到达前迅速撤离。第一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红二纵队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隐蔽进行活动，队伍不断发展。因为部队人员分散，机动性强，能够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扰乱敌人的作战计划，在“围剿”时又可以灵活突围，很好保存了队伍的有生力量。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红二纵队利用敌军调离、边界空虚的有利形势，迅速集结部队，发动了浏阳毛田湾、鲁家湾、金坑等一系列暴动，消灭了平江、万载、大胜、永和等处挨户团和国民党驻军，缴获了大批弹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摸索了一套实用的游击战术规律。

3.黄公略的总结提升，诞生游击战术教案。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黄公略巧妙运用这些游击战术领导红二纵队开展游击战争，战斗经验不断丰富，红军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巩固。在“双洞”苏区战斗的岁月里，黄公略将这些心得写成《游击战术》一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在军中广为印发，后来成为中央苏区公略步兵学校的教材，为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和阐述游击战术的军事著作。他们运用这些战术一次又一次地打击敌人，以弱胜强，壮大了革命队伍，保护了边区人民。

三、“双洞”苏区创建发展的历史经验价值

“双洞”苏区是我党早期实行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游击战争的一块试验田。它既有苏区建设发展的普遍经验，又有着不同于其他苏区的特殊价值。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浏阳“苏区”、湘鄂赣根据地密不可分，是浏阳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之地，也是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湘鄂赣根据地策应中央苏区中发挥了战略支点作用。

1.建政起点：浏阳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这里诞生。秋收起义以后，浏阳各地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根据省委关于组织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等重要指示，浏阳县委积极行动，着手恢复党组织，发展革命力量。1928年7月，中共浏阳县第一区委成立，为“双洞”苏区建立提供了组织保障。10月，黄公略率红五军二纵队与浏东游击队进行合编，成功发动了沿溪暴动，控制了沿溪桥至仁和洞、大光洞等地区，为“双洞”苏区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20日，浏阳县第一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双洞”召开，成立了第一区苏维埃政府。“双洞”苏区的成立，为浏阳县其他地区苏维埃政权建立提供了样板和经验。经湘鄂赣边区特委批准，1930年4月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全县重新划分为24区，“双洞”所在的第一区扩大到沿溪、官渡、达浒等乡镇，达到全盛时期。“双洞”苏区是浏阳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选政权，是浏阳苏维埃建设的起点。它的诞生，揭开了浏阳苏维埃运动的序幕。

2.发展节点：湘鄂赣根据地正式形成从这里开始。平江起义胜利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以平江为中心向浏阳、通城、铜鼓等发展，建立湘鄂赣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1928年10月，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第二纵队到达“双洞”地区后，与地方武装合编，以“双洞”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现了武装割据。又加强横向联合、纵向发展，改编地方游击队，发展壮大红军力量。1929年4月12日，湘鄂赣边区特委扩大会议在平江芦洞召开，作为红二纵队的代表，黄公略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特委常委、军委主任、军事部长，统一指挥湘鄂赣边区的武装力量。根据会议精神，红一、红二纵队扩编为湘鄂赣边境支队，下设三个纵队、九个大队，总兵力近千人，黄公略任支队长。他指挥一纵队以平江西北为中心，向周围发展，亲自率领红二纵队离开“双洞”苏区，以浏阳、铜鼓边境的大围山为中心，向宜春、万载等地发展，不到半年，支队发展到两千余人。8月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四军第六纵队约1100人几经转战，回到湘鄂赣边区，在平江黄金洞与黄公略会合。随后两支部队合编，番号恢复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兼政委，下辖五个纵队，兵力三千余人。经过数月征战，到了年底，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范围包括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在内的十多个县，边境地区党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得到恢复发展，党员发展到9900余人。可以说，红二纵队发展为湘鄂赣边境支队，红五军恢复建制最终变成红三军团，“双洞”苏区是转折点；苏维埃政权由浏阳一个区扩展到几十个县区，这里是样板和源头之一；湘鄂赣根据地由零星苏区发展壮大连成一片，就是从这里启程的。

3.战略支点：中央苏区左翼策应到这里交集。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像一把尖刀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上。它南面与湘赣苏区相连，北与鄂豫皖、湘鄂西苏区隔江相望，是中央苏区左翼的天然屏障。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多次“围剿”中，湘鄂赣苏区牵制了敌人60多个团兵力，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发挥了重要的战略策应作用。而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心主要在平江和浏阳，“双洞”苏区又恰恰处在两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它地处偏僻，位置险要，易守难攻，是整个湘鄂赣根据地存在时间最长的苏区之一。特别是在敌人疯狂清剿的困难时期，大部分苏区沦陷，当时的浏阳县委、湘东特委、湘鄂赣边区特委、湖南省委等党的领导机关都秘密转移到这里或者附近，红二纵队、平浏游击队、平浏长独立团等主力和地方红军转战在这一带，中共平浏长工委（后改为中心县委）、平浏长县苏维埃政府均在“双洞”苏区成立，红一方面军、红十八军、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先后在“双洞”苏区附近的永和、小河、东门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附近的大围山两次驻扎。长期存在的“双洞”苏区，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枢纽之一，它为党领导人民坚持斗争、躲避敌人“围剿”提供了栖身之所，也为红军部队休整补给、扩充力量赢得了时间，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湘鄂赣根据地策应中央苏区的战略支点之一。

四、“双洞”苏区历史价值没有深入研究的原因分析

“双洞”苏区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革命历史文献中有过记载。它在浏阳率先建立和巩固发展，坚守十年而红旗不倒，付出了英勇壮烈的浴血牺牲，为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放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去考量，也应有一席之地。“双洞”苏区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纵深看，由于受“浏阳革命史反党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影响，“双洞”苏区错失了最佳研究时期。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历时4年编写的《浏阳县革命史》（共5稿），在还未公开出版之际，受康生制造的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的影响，《浏阳县革命史》的编写逐步演变成了一起所谓的“反党反革命”事件，书稿被收回、销毁。因此，“双洞”苏区的深度研究、论证和宣传错过了最佳时期。

其次，从现实横向看，由于浏阳的红色文物极其丰富，“双洞”苏区在其中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关注度较低。浏阳党史资源丰富，数量多，级别高，分量重，影响大，列入革命类不可移动文物75处（国保11处、省保19处、市保13处、县保18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14处），1961年第一批被纳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以及后来列入国保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等，一直得到较好保存，成为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样板。相对而言，“双洞”苏区保存下来的革命遗址少。2009年12月至2011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的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浏阳的革命遗址录入105处，其中“双洞”苏区有4处。“双洞”苏区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人口较少，经济落后，道路等基础设施差，开发利用受到较大制约。

时逢建党百年，全党上下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进行深入研究正当其时。“双洞”苏区既有“双百”人物黄公略，开国女将军李贞，血洒湘江的易荡平等著名人物，也有铁心紧跟党走、付出巨大牺牲的普通群众群体，大量红色故事写在这片热土上，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同时，“双洞”苏区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新的革命遗址、遗迹陆续发现，研究挖掘发生在身边的革命事迹，更有亲切性、新鲜感和感染力。

五、“双洞”苏区创建留下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正如前文所述，“双洞”苏区作为湘鄂赣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苏区精神的普遍共性，又蕴涵着浏阳文化的独特个性。从历史文化内涵上探究，“双洞”苏区精神的独特性，虽有特定环境下的历史偶然，但更多的是地方传统继承发展的文化必然。

1.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立时间较早、存在时间较长的红色根据地，“双洞”苏区能够“十年红旗不倒”，深层原因之一，就在于浏阳人的骨子里有一种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浏阳历史悠久但历经苦难，每当大难来临，总有仁人志士站出来，易雄、谭嗣同等历史人物都以敢于担当而著称。千百年来，这种精神被不断传承，逐渐发展成为勇立潮头、敢于反抗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浏阳精神。“双洞”苏区作为浏阳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之地，更是浏阳精神的突出代表，在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时代的最前面。当时，在湘鄂赣根据地建设上，中央和省委的工作重点是醴陵和平江，而浏阳不甘落后，自加压力，在没有任何经验和参照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创造出一套成功经验，把“双洞”苏区建设成湘鄂赣的典范。改革开放以来，浏阳作为革命老区，一直敢闯敢试、敢想敢干，创造了很多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被誉为“浏阳模式”，不但迅速甩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而且成为全国十强县之一。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浏阳人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最真实的写照。

2.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在我党建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大难题。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照搬苏联模式，出现过或左或右的思想倾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正是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总结革命发展的新鲜经验，根据实践探索创造性地提出来的。究其根源，是近百年来，“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传统造就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浏阳作为临近长沙的地方，长期受湖湘文化影响，在“双洞”苏区建设发展的探索过程中，浏阳县委、第一区委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极其恶劣、困难重重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大胆探索。这种基于现实革命需要的奋斗和探索才有目标方向，才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而普遍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这也成为“双洞”苏区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

3.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在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浏阳也不例外，“双洞”苏区更是牺牲巨大。为革命奋斗献身，体现了浏阳人的血性。据初步统计，近代以来，浏阳一县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多达30余万人，十年土地革命期间，全县伤亡近10万人。而“双洞”苏区从建立后的十年里，先后遭到十多次大屠杀。敌人的疯狂屠杀不仅没有吓到革命群众，反而唤醒更多的群众参加革命，他们常常是埋葬亲人战友的尸体，抹干眼泪继续战斗。浏阳是“中国将军之乡”，这里走出了30位共和国开国将军，产生了许多领导人物，胡耀邦、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从浏阳走出去的，而王首道、张启龙、李志民等同志正是从“双洞”苏区走出去的。

4.唇齿相依的团结精神。苏维埃作为新生的国家政权，不仅是工农劳苦群众民主管理的自治机关，而且代表了工农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双洞”苏区建立一开始，就把“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放在首位，从行动上非常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正是凭借着忠实践行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浏阳第一区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农会、共青团等组织，几乎把大多数的群众吸纳进来；通过举办赤色学校、工农夜校等文化活动，教群众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通过组织赤卫队、布置农民哨等办法，结成了军民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形成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血肉关系，由此构筑了一道什么力量也无法打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特别是党和苏维埃政权关心群众疾苦，积极与群众共享胜利果实，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

六、研究“双洞”苏区历史的时代意义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研究发掘“双洞”苏区的历史价值，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完善湘鄂赣革命斗争史，丰富红色基因库。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按照中央部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史研究部门，正在按照中央要求，不断完善革命斗争史，丰富红色基因库。由于诸多原因，作为湘鄂赣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洞”苏区的历史文化价值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其研究也不深入。因此，对其红色基因的深入研究和发掘，是响应党关于丰富红色基因库的号召，也是完善湘鄂赣革命斗争史的现实需要，更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客观要求。

2.继承红色文化传统，弘扬“双洞”苏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作为湘鄂赣根据地的典范和存在时间较长的苏区之一，浏阳“双洞”苏区的精神内涵丰富，和其它红色基因一样，是继承革命传统，传承中华文明，传播红色文化，宣传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它能让我们明白，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它能让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特别是在浏阳的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双洞”苏区精神更是凝聚广大人民担当作为、奋发有为、甘于奉献、团结一致的红色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3.保护开发“双洞”苏区资源，助力浏阳乡村振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之年。“双洞”苏区很多革命遗址或坍塌湮埋或年久失修，急需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而“双洞”苏区所在地的沿溪镇大光圆村，地处偏远深山，也是生态保护和饮用水源保护地，发展条件受限。将“双洞”地区红色资源进行发掘、整理和利用，盘活红色资源，讲好“双洞”红色故事，激活自然生态资源，不断提升“双洞”苏区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改善革命老区偏僻贫困的生存环境意义重大。同时，“双洞”苏区的开发，可以推动浏阳乃至湘鄂赣地区红色资源的一体规划、整合提升和综合利用，为浏阳乡村振兴战略和浏阳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文章有删节）